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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报刊评记

  • 2005-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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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报刊评记
李晓西和他的“双向改造”


（1991年5月）
中国经济理论界正崛起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敏锐的思想，认真的学风，大胆的探索，得到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经济学家的称赞和夸奖，与新中国同龄的李晓西便是其中的一个。李晓西的命运与新中国的发展相似。有幸福的童年，在成都读小学和中学；有艰苦的岁月，经历“文革”的血雨腥风；还有梦想成真，于1977年考入大学，1981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89年获博士学位，导师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曾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当过一年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五年前即1986年，当中国经济运行体制仍为“双轨制”时，他就大胆地指出“双轨制”的一些弊端，提出了“市场化”改革战略大构想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了国内经济界的关注，理所当然，也受到了某些“左”派理论家“市场化就是自由化”的批判。但李晓西并未改变初衷，依然坚持探索“市场化”改革的理论。1987年，李晓西再一次批评“双轨制”。认为双轨制破旧体制有功，，但不足以立新体制。他认为,价格双轨制作为一种短暂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不宜拖得过久。如果继续推行双轨制的改革思路，面对的将是新体制不新，旧体制不旧的“双无序”趋势。而由双轨制牵动的经济运行秩序将出现极大的混乱，使改革遇到难以解脱的困境。事物发展果然如此。价格双轨制成了“官倒”们的温床，成为诱发一九八八年大抢购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双轨制要并轨已成大势所趋。但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呢？李晓西提出了“市场化改革思路是深化改革的唯一选择”的观点。李晓西和他的同伴――经济理论界颇有名气的中青年学者王逸舟、樊纲等人拿起笔，在一个代号“三五八方案”的科研课题中，对市场化与宏观调控，市场化与所有制改革，市场化与市场规则，市场化与金融改革、财税改革、价格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商业改革、农村改革、对外经济贸易和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与政治改革等敏感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一批有独特见解的研究成果，引起经济理论界很大的反响，而其中组织者就是李晓西。
当“市场经济”一夜之间从学者们的书斋走向社会各个领域时，李晓西却显得格外冷静了。他认为，理论工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应该一丝不苟，而不能随波逐浪。他用辩证的方法，阐述了他的新观点——“双向改革”论：“市场经济改造社会主义，将人类共同的财富、先进的经济管理方式引入社会主义；反过来，社会主义也要改造市场经济，使之成为文明的现代市场经济，提倡共利、共存、共富。”
李晓西认为，在中国，市场是基础，计划是主导，两者都不能偏。过去强调计划经济，不准提市场经济，走的是极端；现在确立了市场经济新体制，但也不能全盘否定计划。美国、日本都可以搞计划，我们更应搞计划（注意，是计划，不是计划经济），千万不要走入另一个极端。这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角度。
在李晓西看来，国家的宏观调节 应该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是国家对经济发展进行计划指导，包括对总量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预测；二是国家掌握资本，运用财政投资方式，向公共设施和重大短缺商品投资，调节市场运行，而不是控制价格；三是通过货币改革和利率政策，调节价格总水平；四是通过税收，调节收入；五是通过指导性计划，通过贷款和税收政策，调节产业结构。六是制定法规，制定市场规则，保证商品生产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机会。
基于这些理智而又现实的观点，李晓西称自己是改革者中的“保守者”，保守者中的“激进者”。他深信社会主义可能也必须创新，社会主义市场化将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坚持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会使社会主义在比较稳定的框架内实现制度变革，会减改革的社会成本。不仅如此，还可能使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真正拥有自己的特色。
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一个学者而言，绝非小事。它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观念、一种信仰。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成功的先例；一些曾经信奉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者们，已在一九八九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放弃了这个会被传统社会主义斥为“修正主义”的观念。他们之中的一些杰出的学者，曾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坚持“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在没有政治压力下的时候，反而自动地抛弃了这一理论。
李晓西坦言：现实中一些人的确仍然存在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担心。当然这是正常的，因此需要讨论，以深化认识。他认为有两种认识最具代表性：有人担心这个提法使“市场经济”吃掉了“社会主义”，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市场经济无论如何是具有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是私有制，是按资分配，舍此，不会有其他的什么市场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结果必然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对中国革命和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大倒退，并将最终动摇共产党的地位，使中国走向一个动乱的时代，显然，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理解还是传统的内容。
与此相反，有不少人则担心这个提法因其不彻底，会使“社会主义”吃掉“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传统的计划经济重新登台。在这些人看来，“市场经济”既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就不必要提出“社会主义”这样的限制词。他们特别担心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最终会利用“社会主义”这个限制词，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全面的批判“市场经济”，或者彻底歪曲“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使其成为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口号。
李晓西认为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给“社会主义”下定义。如果我们把现代的文明制度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扬弃传统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不但不会吃掉市场经济，而且为市场经济现代化、文明化提供了保障。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创时代的概念，是社会主义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概念。这个提法不仅对现在正在深化的改革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长远的意义。不仅能在一个时期，而且将会成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并逐渐与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既符合国际进步潮流又继承中国近代革命传统社会形态而长期存在下去。
此外，李晓西还认为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联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超越。马克思曾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正在使社会主义从科学走向现实。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与信用或货币经济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如果硬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很不适宜的。正因为如此，理论工作者必须进一步突破一切过时的、教条的理论，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际需要出发，总结人民的实践，创造新的理论，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困难的。例如，如果我们不能从实际出发，不能正确评价资本的作用，不能正确评价企业家（或厂商）在创造社会财富上的作用，不能正确评价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合作关系，不能正确评价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正确评价国际经济中发达国家的作用，等等，我们就不可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有实际性意义的步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发的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也是相当深刻的。经济学家的天职是为富国富民而进行研究。历史无数次地证明，这是一条艰辛之路。
（田惠明 肖瑞美）
治学当无畏—李晓西印象
（1995年5月）
“东方之子”
李晓西上了《东方时空》，李晓西成了“东方之子”。
作为青年学者，当了回中央电视台最卖座栏目之一的主角，这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荣誉。
“我心里不踏实”，提起感受，李晓西憨厚的脸庞竟露窘态，“我几次向电视台同志打招呼，还是免了为妥。播出后更忐忑不安。
“其实，社会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而我能还报的又太少太少。”李晓西如是说。
求学艰辛
“上山下乡，回城求学”李晓西走过一条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注定要走的路。这条路饱含辛酸与泪水，也有成功与希望的喜悦。李晓西说：“我是幸运儿”。他的幸运在于，现实改革的大潮所引发的对旧的经济体制下占主导地位经济理论进行全面的反思、剖析与争论，给予了他大显身手的机会；他的幸运还在于，立身潮头的他被理论因其超前性和对现实改革的巨大推动而富有的魅力所吸引，以至于，原本对经济学专业丝毫不感兴趣，骤然间爱得很执著。
1984年，李晓西进入中国理论的主战场之一中国社科院，师从经济学家张著元，用4年时间攻下我国第一个价格学专业博士学位。短短时间，晓西有幸系统地接触了博大精深的经济学原理，完成了在农村插队时对经济懵懵懂懂到今日脑海中经济学框架初步构建的跨越。“这为我今后研究价格改革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以及对外经贸问题奠定了基础。”李晓西回忆说。
攻读博士的最后一年，李晓西远渡重洋到伦敦经济学院，边研究，边学习西方的经济学研究办法与手段。“我们研究经济的方法，要么不科学，要么相对落后，势必影响研究的效果。正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短短9个月，体重减轻20斤的代价，使李晓西找到了差距所在。长期的磨练，李晓西逐渐摸索到开启经济学奥妙的钥匙，他要小试牛刀了。
治学无畏
1989年，李晓西第一部专著《现代通货膨胀理论比较研究》出版，没想到“一炮打响”。
他着手研究这个被经济学界戏称为“烫人烧饼”式问题的目的基于，处在新旧体制转型联合体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中国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已关系到改革能否继续顺利进行并成功的关键。
同时，李晓西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通货膨胀与我国在体制交接期的通胀，有极大的差异性。认识这种差异性的意义在于，通货膨胀虽难以完全避免，但是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的“通胀有益论”及“赤字财政论”，绝不能被我们接纳，至少不适合目前中国国情。而且在具体分析问题时，必须摆脱西方经济学所确立的研究框架的束缚，不能用他们的“需求拉上”说、“成本推动”说来对我们面临的特殊性进行说服。借鉴是需要的，但在此基础上另辟蹊径也是必须的。
“这里，提出一种新的分类方式或许就显得很重要了。”李晓西继而说，“新的分类意味着理论框架的变化、理论视角的开拓，意味着重新挖掘与创造。”
他别出心裁地勾勒出“转轨型通货膨胀”的新模式，把经济条件相对稳定时期出现的通胀与经济条件剧变时期出现的通胀划分开来。我国处于体制“磨合”期内出现的通胀，理当以“转轨型”加以定位。李晓西分析说：“转轨型通货膨胀形成的成因相当复杂，既有政策方面的因素，又有转轨中体制方面的因素；既有人为的因素，又有物质条件方面的因素。”他特别强调了财政赤字和货币收入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两大变量。
理论是服务于实践的。在澄清通货膨胀是否利于经济增长、提高利率有利于还是不利于遏制通胀等等一系列是非问题后，李晓西提出以反赤字预算为中心的反通膨胀的一套政策主张，并强调深化改革对遏制通胀有两种力量：一种来自经济运转本身，一种来自政策对经济运转的干预。前者靠我们通过改革和建立新的体制去获取，后者则需通过制定的正确的反通胀政策去实现。
应该指出，对现实中的通货膨胀分类本身是困难的。西方固有的分类体系给我们以启发的同时，也诱发出一连串问号。去认识自己国家发生一切，最终还要靠自己。李晓西成了勇敢的“吃螃蟹”者。
这种理论研究的勇气，还凝结在李晓西其它若干部专著、数百篇论文中，表现在他一个又一个真知灼见里。这种治学无畏的态度，在改革逐日深化的今天，是理应广泛提倡和发扬的。
（王胜颜）
李晓西想当“奶牛”
（1997年1月）
共和国元年出生的李晓西属牛，常以鲁迅先生之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引证牛的若干好处。因祖籍四川的父母得子于大西北兰州，故取名“小西”。儿时因为常看《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李晓西就开始琢磨能不能长大后自己也写上一本。于是，在农村自学院《反杜林论》后便开始了小创作。据说还曾搜集了两本乡土语音（包括吵架用语），整天沉浸在“作家梦”中：当1977年新的机会重又回到“老三届”面前之时，近而立之年的李晓西自忖：在很多基本问题尚解决不了的情况下，还是先研究点实际问题为好。于是，他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经济学思考之路。
1988年，李晓西成为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个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博士，同时也是市场化改革最早的倡导人之一，随着《现代通货膨胀理论比较研究》、《经济“怪圈”之谜——对经济改革的哲学分析》《中国价格结构研究》等专著的问世，李晓西在社科院“破万卷书”的里程划上了一个暂时的句号。1993年，他调进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副局级巡视员的工作宣告他“行万里路在国务院”一段人生新航程的开始。
李晓西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分析经济形势和研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究竟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哪一个价值更大，对于很多朋友正饶有兴味探讨着的这一话题，李晓西是这样想的：“表面上看，似乎学术研究成果放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影响面更大一些；政策研究呢？则好像是出一个点子一样。出完这个点子就没事了，似乎意义不大。然而，对策性研究也有它的特殊性，它会极有价值。举一例，如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即是在他风靡全世界的《通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像这样一种政策研究，实际上已达到了他的基础的更高层，是对他基础理论的最高的检验，是他理论的结晶，所以说，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哪个价值更大，是个需要‘因情而异’的很有意思的问题。”李晓西认为，无论从事那些研究，并不在于你干什么，而在于你想什么；不在于你现在想什么，重要的是在于你未来写什么。从事对策性研究，使他能较轻易地获得一些纯理论学者所不易获的实践经验与宝贵的现实资料。遗憾的是公务的繁忙使他还来不及将这些宝贵经验及时地消化吸收。每每谈及此，属牛的李晓西总是颇理性地分析着：“过去我是没草，现在是遍地有草吃，奈何挤出的只是一些无法深加工的绿色汁液，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挤出丰润的奶汁”。话里话外，李晓西颇有要当奶牛的意思。李晓西认真，为了第二天早上去为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上课，他会推掉当晚所有有应酬，将烂熟于心的业务再加熟悉。他还是个“电脑迷”，“我儿子有个‘便携式’，夫人有‘586’，我有个‘386’，两个办公室各有一台‘486’和‘286’，我计划着再添个高级点的‘便携’。”天哪，李晓西的“牛”劲又上来了。
（红娟）
与“共和国”同龄的经济学家李晓西
（1998年10月）
“共和国”的同龄人(包括和“共和国”相差两三岁的人)，可以说是“共和国”里最不幸的一群。“共和国”酿制了一杯杯苦酒，让他们饮下去，使他们的一生充满了苦难，瓜菜代、文化革命、上山下乡……“共和国”把他们的青春作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赌注押了下去!天安门毛泽东纪念堂的下面，就埋葬着千百万“共和国”同龄人的青春!现在，“共和国”的同龄人已年到五十，但很多人都下岗(失业)在家。回首往事，大家都有一种年华似水、人生如梦、一生已休之感，而且常常还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为什么?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们当“解放牌”。
同龄人中的幸运儿
经济学家、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副司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李晓西博士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和他的同龄人一样，走过了一条坎坷的路。不过，李博士最后脱疑而出，成了同龄人中的幸运儿。
李晓西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原籍重庆江津。因为父母在大西北工作，所以李晓西出生于兰州，父母将其取名“小西”，长大了可能觉得“小”字不名正言顺，改名成“晓西”。
幼年李晓西随着父母在大西北颠沛流漓，在兰州上完托儿所、幼儿园。又到了酒泉，后来搬到敦煌附近的七里镇。河西走廊许多地方留下了他小小的足迹。
回成都上小学
父母的工作流动性太大，加上工作繁忙，李晓西和其他两个兄弟被送回成都外婆家，由外公外婆照顾。
李晓西上了成都市最好的小学——实验小学。学习成绩还算不错，课外活动特别活跃，属于那种受老师宠爱的人物。
由于喜欢写作，他当上了成都市《红领巾》杂志的小通讯员。曾参加东区几国领事馆主办的中外小朋友联欢，又曾到火车站给班禅献花，甚至还随当时的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到机场迎接外宾。可见当年小西既靓又乖，逗人喜欢。
中学时代遇上文化革命
中学时期，李晓西重返大西北，来到父母身边，在敦煌上中学。后来又离家八百里，到比较优秀的地区中学上高中。
上高中的时候，文化革命爆发。李晓西是个热血青年。大串联开始后，他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长途跋涉四千里，去北京见“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一九六八年，经过两三年的折腾，刘少奇已被打倒。革命小将失去了利用价值。“红太阳”搞免死狗烹，号召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搞变相劳改。
李晓西响应“红太阳”的号召，写下血书，表示坚决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自诩“要做塞外一枝柳，装点春色一簇辉”。他在生产队组织了青年突击队，还当上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
上山下乡时刻苦自学
李晓西在上山下乡时带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算盘。那就是，他想在农村体验生活，之后像活然、柳青那样，写出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巨著。这刺激了他的学习欲望。
他刻苦自学，学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还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许多有关文学的论述。
他的刻苦学习，无意中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作了准备。
一九七二年，李晓西被“招干”到嘉峪关市委。一九七五年，被安排到市委党校，无师自通，当上了专讲马列理论的教员。这使他有时间长期接触一些理论的东西。
年近而立考上大学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重新上台。邓小平上台的第一件得民心的壮举就是恢复高考制度，让荒废了十几年学业的“老三届”一尝大学梦。
李晓西用二十天准备高考，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兰州大学经济系。
他知道，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为了使自己的知识面更加宽广，他选学了数学系的课，旁听了哲学系开的黑格尔的《小逻辑》，自学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由于刻苦学习，学习成绩不错。大学二年级暑假，被留在学校强化外语，据说准备派出国学习。
一九八一年，李晓西大学毕业，随即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社科院要求考数学和《资本论》。《资本论》是他的强项，数学则是他选修的课，结果，获得了社科院的录取。
在社科院参加科研活动
在社会科学院，李晓西先师从王振之先生读硕士，后来又师从张卓元先生读博士。
读研究生期间，李晓西参加了一些科研活动。一九八四年开始，参加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多项调研，参加了以支持农村大包干而著名的“发展组”和以支持农村商业改革而具影响力的“流通组”的各项活动。他还参加了浙江莫干山和天津两次全国中青年理论研讨会，以及国务院发展中心、国家体改委的多次会议。一九八八年，中国社科院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进行一项合作研究，研究中国的价格结构和市场结构，李晓西作为访问学者，到英国工作了一年。
对学术研究的贡献
李晓西在社科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于一九八八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一九九三年调中央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组工作，主要负责分析经济形势和研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宏观调控问题。
几年来，他在经济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他说：
在我个人的学术研究领域，如果说有一些有影响的观点，我以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在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初，组织了一批研究生，提出了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多种方案，较早地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二是在一九八五年，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批研究生对广东省放开农产品价格后的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坚决地支持广东的价格改革。并以此为背景，对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尤其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价格的改革，提出了以议购议销为主、换购定购为辅的购销模式，以取代实行了三十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模式，并从理论上总结了一套“议价革命思路”。三是较早地从体制角度分析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转轨型通货膨胀理论，此后对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分析，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主张政府对经济“无为而治”
李晓西最近从广东顺德调查回来，写了一篇论文，其中说到：政府对经济建设怎么抓?这是关系到政府职能提否明确的大问题。如果政府全面地抓经济建设，那么作为经济建设主义的企业，就将成为政府抓的主要对象。在这样的指导思路下，就会派生出一堆抓企业的各类部门，就会使企业感到自己可以做的，政府总在上边或旁边不放手；而自己干不了的，政府也没有精力去做。李晓西说，我跑了不少地方，发现有些地方政府领导头脑中装了很多项目，谈起这些项目将产生的价格和效益，非常激动，并决心抓出个名堂来。这到底是不是好现象呢?多年来，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共识：政府主要是抓经济的，进一步讲，要抓项目、抓企业、抓市场的安排。这种看法是否正确?顺德市政府的回答很干脆：不正确!我很赞赏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见解确实是深刻的，非常人之所见。政府为企业搞好各种服务就行了。如果总是对企业能够管好自己不放心，老在企业发展操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就难以真正做到政企分开。这应是对政府干什么最重要的一个界限。
李晓西的学术性著作丰富，著名者有《现代通货膨胀理论比较研究》、《经济“怪圈”之谜——对经济改革的哲学分析》、《市场化改革战略选择》等，另有论文百余篇。李晓西被学术界公认为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之一。
（香港《前哨》无名氏）
经济学家的良心
（1999年7月）
看了刚出版的经济学家李晓西论文集《20年观察与思考》，勾起了潜伏在心底的一个沉重话题：“经济学家的良心”。
在这经济大变革的年代，经济学成为中国热门的学问，经济学家已成为最活跃的人。
然而，也有人抱怨，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缺乏独立创新、前瞻性的研究，往往是事后诸葛亮。
甚至有人抱怨：经济学“没良心”，经济学家“不讲良心”。的确，马尔萨斯曾断言，战争和瘟疫是解决人口膨胀的有效手段。太残忍!
这两个抱怨，触及到的问题正是：经济学的良心，经济学家的良心。
如此沉重的话题，拿李晓西的书“说事”、“开涮”，是因为这本书恰好可以给人以正面的启示。
成名成家靠勤奋 科学良心是灵魂
《20年观察与思考》(以下简称《观察与思考》)这本论文集，实际上是李晓西走向经济学家的足迹的刻录。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最近的二十年来，是李晓西从经济学学士到硕士、博士，又到博士生导师，从一名大学生成长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全过程。
如果说经济学家的成长有秘密，循着李晓西的43个足迹——书中的43篇论文，笔者发现的却是这样一个道理：经济学人成名、成家，勤奋、专注是前提，科学良心是灵魂。
自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以来，李晓西绐终埋头于经济研究工作。“他所以今天的成绩，主要是靠自己的勤奋，埋头苦干，聚精会神做学问，有中国文人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曾如此评价他的这位得意门生。
晓西同志的研究，都是围绕宏观经济政策等重大问题的，重点在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问题、利用外资等方面。因此，1993年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现任副司长)。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人，可敬与可悲都在于：求真、创新，不仅需要如李晓西所言“长年苦思”、“数月艰辛成一文”，有时还要冒很大的风险、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更需要具备科学的精神、科学的良心。
学人显达凭创见。李晓西同志先后有13篇论文获全国性经济学论文奖，包括孙冶方奖、薛暮桥奖。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价格学专业的经济学博士，李晓西跻身经济学界并成名，自然首先是凭这方面的创见。价格改革曾是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的热点。李晓西较早探讨了“市场价格目标模式”问题、“经济改革总思路”从双轨制转向市场化，响亮地提出“市场化改革”的思路。
这个观点，当时就曾被有些人视为“奇谈怪论”。后来，在众所周知的那段“回潮”时期，“市场化”和“股份化”，甚至被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学领域的表现。”
更为可敬与可悲的是，李晓西之辈在提出“市场化”改革思路时，倒忽视了这种改革对自身利益可能带来的冲击，比如知识贬值、“脑体倒挂”现象等。
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学界前卫的学者们，可谓献身的一族。他们提出某种改革思路、方案，往往并不是基于对自身利益的预期，而是基于一种理性的判断、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基于科学的良心。
成果诚可贵良心价更高
论文集当然是成果的汇集。《观察与思考》并不是一般的论文汇集，值得注意的两点，也涉及到作用的“良心”问题。
一是精选出来的，基本上都具有理论价值的成果。
二是每篇所附的作者的“自评”，最少者几百字，多者近两千字，不仅介绍了论文的学术背景、闪光点、社会反应，给读者提供了大量幕后信息，难能可贵的是，按今天的标准，客观地指出文章中某些论点、论述的历史局限。
善因恶的存在而为善。
针对“出书热”中的丑陋现象——有钱、有权或有关系就可出本书，笔者曾于1995年5月写过一篇《著书当立说》(《经济日报》“学苑杂谈”专栏的开栏篇。)
近年来，继“出书热”之后，出版个人“文集”、“文选”之风渐起。好处是突破了只有领袖人物才能出集子的局面，问题是：有的把些陈谷子烂芝麻全汇集起来，其中甚至有论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不可动摇的东西；有的偷天换日，把今天的新认识塞进历史文献，沽名钓誉。
经济学家的“长寿”之道，也要靠科学良心。
成果诚可贵，良心价更高!
（高路）
读《宏观经济学：转轨的中国经济》后的思考
（2000年12月）
一本好的经济学专著不仅要反映当时经济学发展的特点与趋势，而且也要反映作者本人的观点。李晓西博士在其新作——《宏观经济学：转轨的中国经济》（以下称《中国经济》）一书中，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考察和分析了转轨中的中国经济，不仅展现了2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特点与趋势。这部著作不是纯粹的教科书，更多的是于经济学原理中融入了作者对转轨经济时期的中国经济及中国经济学问题的深邃理解和思考。掩卷细思，最受启发的是如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用西方宏观经济学这副眼镜观察中国经济
旅澳学者杨小凯曾表示，在其所教的经济学课程中，最难教的是中国经济，其难不是难在中国的特殊情况，而是难在中国经济还没有成熟的理论，难在要进行理论创新。那么，研究中国经济需要怎样的理论基础？国内许多经济学人也在不断地思考这一问题。李晓西博士在《中国经济》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有同有异，最大的共同点是市场经济”。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可以市场经济条件下已达成共识的一般原理和概念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借助西方经济学这副眼镜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因此，作者强调，该书“不属于‘中国学’学科，而是属于宏观经济学学科”。
国内同类专著，或是在论述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简单引申，或是运用某一经济理论（如非均衡理论）、某一经济学流派的思想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或是把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问题割裂开来展开论述。象李晓西博士这样，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把一般原理、概念与中国转轨经济中最普遍、最本质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无疑是作者在研究理念上的一大突破。
宏观经济学是将整个经济运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考察的对象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出、就业和价格总水平。作者运用总供求关系这一主要分析工具，围绕总供给和总需求、储蓄和投资、财政政策及财政体系、货币政策及金融体制、汇率与国际收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失业等十个问题（全书共十章），对中国宏观经济状况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分析，为中国经济“号脉”。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由需求的变动而引起经济波动以及制定相应宏观政策的学科，因此，全书尤其对总需求和宏观政策的分析着墨较多。
当然，作者并未停留在把一般经济原理与中国经济现象的简单组合，而是从中国现存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去探寻经济学上的理论依据。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娓娓地道出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比如在分析转轨中的IS曲线为何较为陡峭时，作者从西方经济学数理角度给出了解释。而接近于垂直的IS曲线表明，转轨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显著，而财政政策作用较大。
着眼于转轨经济这一视角探讨中国经济
当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探讨中国经济问题时，经济学人时常感到有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事实上，于光远、刘国光等老一辈经济学家早已呼吁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也有不少学者为此作在不懈地努力。如一些经济学家借鉴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对中国的转轨经济进行的理论化探索等。李晓西博士长期以来致力于对中国转轨经济问题的研究，更有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亲身体验，因此对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问题，一定会有着更为系统、更为真切的理解，从《中国经济》一书中不难看出这点。
以转轨为着眼点，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这是研究视角上的突破。正如作者断言，在转轨经济时期，宏观经济学的有关概念范畴，有着更多的新内容，更具特色的关系。因此，作者并没有完全囿于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而是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了转轨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特点和现存问题，其中有不少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例如，针对中国经济的现实特点，作者在总供求均衡、非均衡及失衡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似均衡设想”。又如，在论述总供求均衡关系时，作者认为“在经济转轨中，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存在，短缺和过剩同时存在，政府既有改革和继续组织国有经济的任务，又有学会并解决好需求扩张或收缩的任务。”因此，“在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探讨总供求是否均衡、如何均衡，已与结构均衡、结构调整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发展与改革融为一体的经济学。”再如，在对中国1979-1997年20年价格水平变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具体分析了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两轮通货膨胀，独到地将转轨中的通货膨胀分为4种类型：综合性通货膨胀、体制性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以及开放因素助长的通货膨胀。这种分类无疑体现了作者的创新意识。
从经济现象中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
经济理论源于现实，需要在不断研究新的经济现象中得到发展、完善和创新。《中国经济》充分体现了这种研究风格。作者没有拘泥于对概念和理论的讲解，而是从中国转轨经济中最普遍的现象、最本质的特征入手，从经济现象中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所收录的大量案例和附录凝结了作者对转轨时期经济现象的观察、思考与判断。这些案例和附录不仅仅是对正文的补充和延伸，许多案例是作者长期以来调查研究的结果，是对现实的总结和提炼，是作者对宏观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比如对“经济转轨中银行信贷的特殊形式——封闭贷款”问题的深入探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体制深层次矛盾问题（国家银行的产权问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金融业不盈利问题以及转轨时期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的精辟分析；对“是否存在总需求或总供给的相对不足？”、“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时间的讨论”、“可否运用特种铸币税，增发货币，以反通货紧缩？”等问题的深入思考，无不闪烁着作者的智慧与灵感。从这些案例中，我们获得的是启迪，是思考，是视野的开阔。阅读这些案例，循着作者的思路，我们会对现实经济中的许多问题少一份疑惑，多一份理解。
在《中国经济》中，作者还花费了大量笔墨探讨“通货紧缩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问题”、“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失业问题”等问题。这些都是现实经济中关系重大，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既是李晓西博士在西方宏观经济学框架下观察和思考20年来中国经济的结晶，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人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不懈努力和探索的佐证。
（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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