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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

  • 2005-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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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根子在市场基础差
（1989年1月）
记者：通过学术讨论会和我们个别交谈，我感到你的某些观点有独到之处。为了使你的观点为人们所了解、供大家研究，今天特地来访问，想提几个问题，请你进一步谈谈。
李晓西：欢迎你提问题。
记者：目前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无疑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关于通货膨胀的起因，流行的观点是货币供应量过度膨胀而致。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曼也有过“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之说。从与你交谈中，得知你有不同的见解，首先请你谈谈这个问题。
李晓西：“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句话很流行。我国的通货膨胀也可以讲是一种货币现象。没有货币就没有价格，就不会有价格现象，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国的通货膨胀其本身并不是货币造成的现象。我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一种以成本推动为主导的通货膨胀，而不是一种货币发行过多的需求膨胀为主的通货膨胀。这种理解可能和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换言之，在表面上表现为货币发行过多现象的背后掩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 那就是我国市场机制的基础很差，双轨体制存在，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更重要的原因。市场机制要求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目前我们的企业还不能成为市场的主体；我们的市场缺乏竞争，垄断性较强；价格体制上的“双轨制”带来的种种弊端，这些因素都是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在生产领域中，除了原材料价格因素对成本的推动作用外，工资等因素对成本也起着推动的作用。当然，这种成本推动实际上并非仅是我们中国才有，但在我国的改革中，成本推动为主导的通货膨胀比货币需求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可能更大，具有更深刻的原因。比如我上面说到的垄断、缺乏竞争这个问题，我国国营企业具有垄断地位，国营企业涨价就对整个市场起到决定性的带头作用。有些商品的涨价就是国营企业带头干的，而国营企业的行为基本上又不受市场的抑制。这在西方国家是不行的。西方国家物价的上升，要受到市场的抑制。他们有反垄断法，价格过高会被市场城市下来。我国垄断机制又是从计划机制演变过来的。由于我国缺乏社会主义市场的条件、缺乏竞争机制、缺乏真正的市场主体（即真正独立的企业）、缺乏真正的银行调控系统（现在的银行只是国家的一个出纳、一个财会部），因此在我国的成本推动表现得更为突出。
记者：就我所知，在西方对通货膨胀的分析，也有“成本推动”论之说，李嘉图经济学派就持此论。但“成本推动”论也被不少学者视为错误的，至少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们认为成本不过是物价的别名。因此，我则同意国外有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货币供应量增长了，降低了货币单位的价值，也就是说，通货膨胀提高了物价和成本。
李晓西：那么我举一个实际例子。去年我去南斯拉夫调查通货膨胀问题，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与我国有可比的一面。南在1983年前货币发行多、物价上涨快，1983年以后国家逐步采取紧缩通货的政策，想把通货膨胀压下来。但1983年后越想紧缩，通货膨胀越上得快，而且是加速上。这可以通过把这个时期的货币发行总量和其生产发展速度进行比较就可得知。分析原因，有些人提供数据说明还是货币发行过多。但我们对联邦银行的内部资料进行分析，实际上这个时期货币发行量已压得很厉害的了。为什么越压货币，通货膨胀越严重？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市场基础，成本推动的作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大。因为 物价现象是供求双方造成的，如果单方面地通过抑制需求来压缩通货膨胀，就会同时使得供求条件更差，包括出现进口原材料更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包括出现工资乃至物价的轮番上涨。这样一来，紧缩通货的结果是使得通货膨胀率更高。同时我想补充一下，强调成本推动并不否认存在着需求膨胀的一面，而是希望大家更多地从供给方面探讨通货膨胀的成因。
记者：现在有这么一种认识，认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贯彻执行财政、金融双紧政策。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李晓西：关于“双紧”政策我谈四点看法。
第一，我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是转轨型的，是基本经济条件剧变下产生的，这使它具有必然性；既然通货膨胀的产生是以成本推动为主导的，那么 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市场基础，而不是政府的货币发行多少所能解决的。
第二，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又是与我国过渡时期的双轨制分不开的。双轨制在流通环节造成了一种价差环，即统一市价和牌价的环。原来我们的想法是不断扩大市场价的环，自然缩小计划价的环，形成一种过渡，但由于这种差价的存在，这种想法就发生了变形，结果是它并不表现为市场价扩大、计划价缩小，而表现为价差环的扩大；而价差环的扩大就造成物价上涨 。因此解决双轨制是再不能拖延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双轨制”条件下想紧缩金融，那么会花很大力气，而效果不会很好。因为“双轨制”的机制仍在起作用。
第三，紧缩金融和紧缩财政有很大的区别。紧缩财政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是强调压缩集团购买力，有些大中型建设项目也要压一压。这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投资效益不好，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营单位的一些大中型重点项目。当然有些项目要保，但这保的范围要小，有些就该压。现在我们总认为凡是重点项目就一定要国家来干，而国家干往往又干不好，这就带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怎样对待国家重点。在我看来， 并非所有的重点项目都一定要由国家去干，各种所有制要比较市场条件，谁条件好就让谁干，但我国目前还缺乏这个市场竞争机制，而国家独家干的结果往往是花了很多的钱但效益不好。
第四，我国目前的“双紧”方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它并不是用经济的办法来治理环境，而实质上是在用一种行政的办法来治理。比如用行政的办法来紧缩信用，结果是对市场的发展影响很大，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也很大。
记者：以上谈的我也有同感。经济问题只能靠依据经济规律制订的经济办法来解决。如果我们不抛掉具有随意性的“双轨制”、“配给制”这些历史包袱，我国经济很难转入良
性循环；同时，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后，在认为不得不采取“双紧”政策的指导思想之下，如果“紧”得不当，很可能导致经济滞胀，出现萧条和危机。对此你有什么想法。简言之，你认为当前解决通货膨胀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李晓西：我总有这么一个感觉，1988年上半年中央提出要闯关，我认为这个总方向是正确的，尽管当时有些准备工作还不足、论证也不足。问题在于，深化改革需要全面市场化，而不能价格单独闯关。1988年上半年出现“消费阵痛”，但这是预料之中的。我对此并不很担心，因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意味着生产形势的好转，而且根据我们得到的一些统计数据，确确实实生产形势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这就意味着经过一个阶段，阵痛的克服是有指望的。但是1988年下半年一紧缩后，消费阵痛可能并不能说真正减轻，尽管可能通货膨胀率要小一点，货币储蓄要多一点，但我认为实际上很多问题被掩盖了。有些消费阵痛就变成了隐蔽型的消费阵痛，如高价商品现在干脆就缺货，原来可以自由买卖、自由选择的商品现在变成票证供应、变成限制性供应，这种情况就是一种隐蔽型的消费费阵痛；由于一紧缩，生产无疑也会因为资金短缺而变得较严竣，这么下去消费阵痛怎么能克服？我感到很令人担心，因为这里缺乏一个克服消费阵痛的基础条件。正因为如此，我更关心如何把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搞活。要克服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供给方面的问题。如果供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企业的问题不解决，而光是在货币上做文章，并未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企业的问题，即生产方面的问题。生产目前和未来形势的好坏，是判断经济形势好坏最本质的东西，而消费相对来说不构成根本。
与老年人谈通货膨胀
（１９８９年５月）
年岁大的同志对解放前夕的通货膨胀记忆犹新。背上一袋子票子，买不满一篮子青菜。币值一天几次贬，弄得人心惶惶，市场动荡。解放后，物价稳定，人心稳定，原以为社会主义与通货膨胀没瓜葛，没曾想到，近年来，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改革，利用市场机制，解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结果，都出现了通货膨胀。从我国情况看，这几年通货膨胀了。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和老同志围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一些讨论，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难度相当大。因为经济活动，好象一筐螃蟹，提出这个，就拽起了那个，勾勾连连搅在一起。拿最近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讲吧。我们利用行政管理机构，限制住重要消费品的最高价格，这算不算是解决了通货膨胀呢？有人认为这办法行，物价不高了；有人却认为不行，因为东西买不着了。有的经济学家给这种商品短缺下的低价格水平，起了个名字，叫“抑制性通货膨胀”，就是说，这还是通货膨胀，不过没让表现出来，让行政力量压住了；一旦松松手，还会冒出来。
有同志说，要解决通货膨胀，关键是要提高银行存款利率，物价上涨幅度如果高过利息率，大家就不存钱了，市场上的钱更多更毛了。这个方法现在已在用了。三年以上的搞了保值储畜。这起了一定作用，提高了储蓄额。但这里也有几个问题。存款利率高了，贷款利率要不要也提高？如果不提高，银行全干赔本买卖，谁来补这个亏损？如用国家财政补，财政部哪来的钱，还不得发票子，这对物价又会起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贷款利率相应提高，那么，工厂贷款支付利息多了，产品成本就要高，成本高了，价格自然也要上升。还有，利率本身也是一个互相影响的系统。三年保值搞了，一、二年的储蓄怎么办？有人说，正是这一、二年的储蓄吸收的存款占了很大比重。但若提高利率，转眼要支出一大笔利息，压力可不小；若不提高，流通中现金过多的威胁实在不小。
调整利率的难处还不仅在于国家或银行的负担问题。有人提出，在我国现在条件下，利率不能成为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杠杆。比如，贷款数大的国营企业，并不在乎利率高低，只要给贷，企业就要争取，总得想法让职工收入上过得去。那怕借钱发奖金，破产破的是国家的；等等。对消费者来说，利率有作用，但也有限，与其说消费者是根据利率决定储蓄，不如说是根据预期通货膨胀率来储蓄，靠储蓄挣利息吸引力并不太大。
最令人头痛的还属价格与工资的循环推动问题。物价上涨了，职工工资、奖金也要上升；工资、奖金上升，又在促进物价上升，从表面上看，这个螺旋中的要求都有道理，很难解决。英国有个经济学家把这种工资与物价的循环比喻为“猫咬尾巴”，越咬不上越急；越急越咬不上，循环就越来越快。
到底怎么办？
有些老同志想了解一下，到底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能否解决问题。据我所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有一套看法。马克思认为，不是货币发得多了，物价上升了；而是物价上升造成货币相应地多发。物价为什么会上升呢？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价值中有三大块，有机器折旧损耗转移过来的一块，有劳动力价值一块，有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一块。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决定了货币数量。怎么决定呢？商品价格与商品数量相乘总和的总价格额越大，货币需要量就越大；货币流通速度越快，比如一元钱一年转１２次，在流通中所起作用就相当于１２元，那么，货币需要量就越小。但我们大家都注意到，这个理论与我国现实还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有些关系还没弄清，而且背景很不一样。外国学者评价我们领导人的讲话，认为多倾向于货币数量论的观点。
货币数量论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有相同之处，就是也注意到商品价格、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但认为是货币多了，价格上升，而不是价格上升、货币多发。现代一位经济学家弗雪写出一个公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使货币数量论观点传播很广。
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的因果关系，按马克思的介绍，首先是由２００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提出的，且称之为斯图亚特之谜吧。这个谜至今仍在争议之中。所以看到，不同的解释会有不同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看来，解决通货膨胀不仅在实际中困难，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很困难的，对其成因、类型、影响，甚至定义，都是没有现成答案的。
但话说回来，困难与解决困难的办法总是一块产生了。下定决心去探索，就会有答案。去年年底，我国请来几位世界银行的专家，请他们谈谈如何治理通货膨胀。他们中一位讲：“要说对付通货膨胀，中国人最有经验，我们要向你们请教。１９４９年那么厉害的通货膨胀都治住了，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与德国人的经验一样，成了范例。”想想也是，中国的通货膨胀，中国人总有办法解决。老同志有经验，年青人肯思考，多议它几次，总会有进展的。
警惕通货膨胀的七点理由
（1991年4月）
对1991年价格走势的分析，是以下几点假设为前提条件的，贷款增加额为2100亿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5000亿元，财政资金差额为450亿元，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保持1990年8%和1%的增长水平。
有两种不同的估计。一种认为今年价格仍为稳定的走势，全年平均的社会零售物价指数不会超过6%；另一种估计认为，今年价格可能上升较大，超过6%是肯定的，有可能达到两位数。我比较倾向于另一种估计，即今年要警惕通货膨胀反弹。具体理由是：
1、这些年来，经济扩张比较严重，累计的总供求差额很大，这表现在财政赤字、金额赤字已很大。尤其是信贷资金已连续两年过大，1988年是人所共认的需求过大的一年，在此基础上，1989年的信贷资金比1988年上升22%，而1990年又比1989年上升近50%，这是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一旦市场出现不稳定性，通货膨胀马上就会由潜在的状态转为公开化。有人认为，1990年信贷大投放与低物价并存，说明信贷规模对价格并不直接相关，这个理由是很不充分的。信贷过大，引发通货膨胀一需要诱因，二要考虑时滞。在过热的经济环境下，信贷过大往往马上表现为通货膨胀，而在经济增长“冷”的环境下，信贷过大则往往表现为库存增加和存款增加。今年是一个经济由“冷”转热的年份，这一点从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态势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前两年的信贷过大就形成一种通货膨胀显现化的压力。
2、粮食问题上的担忧。众所公认，1990年价格水平低与农业丰收尤其是粮食丰收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今年粮食能否持续增长是令人担忧的。去年出现的“卖粮难”和棉、油提价，对农产品相对收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而会对粮食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1984年农业大丰收后的“卖粮难”直接导致了1985年粮食的大滑坡和几年的粮食生产徘徊，这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另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气候条件不如去年，这对我国粮食乃至农业生产都有重大影响。从这几十年的经验以及相关分析可知，农价尤其是粮价对整个市场价格有很高的相关度，因此，如果经我们努力后仍出现农业尤其是粮食产量下降的情况，今年的价格总水平将会受一定影响，将会加大价格上涨的压力。
3、固定资产5000亿元的计划投资，对价格也有上涨的压力。固然，5000亿元投资若扣除价格上升的因素，比1988年4500亿元低。但这不能说明今年的投资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小，因为通胀压力不仅体现在投资的规模上，而且在于这笔资金是从何而来的，是否在资金来源上有保证。1991年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资产投资为3200亿元左右，扣除价格因素，比1990年增长9%，而1990年的国民收入增长不过3.8%：1990年的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比1988年增长7.6%，高于1989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3.3%，这就是说，1991年的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在1988年投资过热、1989年投资降温仅一年后又连续第二年明显升温。问题还在于，由于体制问题没有解决，一旦投资热起来就可能难以控制，再度出现投资膨胀。另一方面，在建项目的投资规模比年度投资规模对通货膨胀的压力更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建的五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总计在11700亿元，这些工作量再干五年也干不完。只要投资控制放松一点，投资规模就还会扩大。此外，还有一点须指出，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由财政保证的，如预算内计划投资、财政专项拨款、几政发行的建设债券和外债等等，也不过占40%左右，这就是说，全民固定资产中的大部分要靠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在企业经济效益差（包括投资效益差）、亏损面比较大的情况下，在国有企业是否能作为和愿作为投资主体问题并未真正解决的条件下，这一投资的缺口最终可能由国家财政资金或信贷资金来填补，这必然对通货膨胀形成压力。
4、财政赤字对“潜在的通货膨胀”也有重大影响。1990年的财政赤字是超过计划的90亿元的，1991的预算财政差额（也可视为赤字）约为450亿，而累计的赤字是已愈600亿元。财政赤字很大且又不出现通货膨胀是有以下几个条件的：一是要有巨额的外国资本的输入，这需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很高的信誉；二是有巨大的国内公债市场；三是经济有很强的活力；四是有健全的税收制度、很强的征税能力和比较自觉的纳税意识。这四个条件又是以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为背景的，以发达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来讲，不能否认财政赤字出现的现实必然性但也要看到由赤字所产生的是高能的货币，其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是倍加的，一定要警惕。
5、企业经济效益差、成本上升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1990年的企业经济效益差是人所共知的，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增长了一倍，可比产品成本上升或了7%，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1989年的108天延缓到130天。大家都知道现在货币发得是多的，再加是产品成本的上升，这就为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开了路。这些年各类就业人员的收入增长是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990年又是这种情况，仅以全民所有制为例，全年职工工资总额达2960亿元，增长13%，而全员劳动生产率仅提高0.8%。这意味着将出现工资成本推动价格上升的通货膨胀。今年国家将要进一步提高一些能源，原材料的价格，这将会对其它产业的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今年若营业税率提高2%，这对水平将有较大的影响，可能导致社会零售价格指数上升3%。这一切，表明我们要充分认识控制价格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不能被1990年的2%的价格指数所陶醉。
6、关于库存与“潜在通货膨胀”关系问题。有人认为，1000亿的库存是抵销通货膨胀的力量。这个判断还值得进一步研究。首先，库存中的相当部分会因货不对路而继续积压；其次，工商企业的库存中很大部分不是自有资金的积压，而是银行信贷资金的积压，其中约10—20%将成为银行的坏帐部分迫使银行承担，这相当于多发了货币：还有一部分库存进入生产则还须有启动的资金，换言之，不是银行去购买这些库存，而是企业去购买，对大部分企业来讲，是需要通过银行信贷支持才能实现购买的，这就意味着增加货币投放。最后让我们看看实际例子，1990年库存增长的幅度是15%左右，低于1987年的34%和1988年的17%，而1987和1988这两年年末内贸库存在2500亿元左右，而1988年价格总水平却达二位数。可见单纯从库存规模上，很难得出价格无上升压力的结论。
7、调汇和进出口对国内价格的影响。1989年底和1990年底，两次调汇，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分别是10%和21%。据有关部门测算，这两次调汇将使我国进口商品总成本大幅度上升。按汇、税、利、费的交互影响，预计1991年进口总成本将增加133亿美元。据国内外经验，调低汇率15%左右，将影响国内价格水平1—2%。1991年我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到岸价格有上升的趋势。与海湾市场有关的商品如原油、尿素、合成橡胶等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的20%左右。这部分商品价格在去年底就已上涨8%以上。加之国际航运运费和保险费成10倍以上的上涨，我国进口商品价格将有20%以上的升幅。在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有所抬头的情况下，通过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影响我国价格水平，是十分有可能的，因为经过外贸体制改革，我们已实行了外贸的代理制，国际市场价格已经可以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市场的价格。进口原材料的库存已感紧张，今年要求进口的呼声很大，这对今年的通货膨胀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经济改革中通货膨胀压力将始终存在
（1991年11月）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O年，价格水平是一直上升的。其中，一九八五年以后的5年，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幅度比前5年为大，九十年代的价格水平变化与此类似，也将以上升趋势为基本走势，并且将出现较大的起伏。
引起价格总水平上升有多方面的因素，总的说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可计量的，一类是可以计量的。前一种因素如经济体制改革使原来抑制性的通货膨胀表面化（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普遍存在），经济发展过热或政策失误引起，农业减产，各种经济行为尤其是价格预期造成，等等。另一类是可通过数量来反映的，或者说，是前一类在若干经济参数数量上的表现。这主要指总供求的差额，货币发行量，投资额，工资收入，财政赤字额，等等。
我们还可以把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原因归结为两大方面，即：一、宏观方面，二、微观方面，并对它进行计量分析。
宏观方面大致有这样一个层次的链条：财政赤字——财政补贴——广义货币供给——价格水平。
根据我们统计分析的结果，财政赤字对财政补贴有加倍的影响，而财政补贴对广义货币供给更有加速的影响，其系数为14，广义货币增长率与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3。这说明，货币对价格的影响只是通货膨胀成因中的一个部份，还有很大部份的成因不能用货币去解释。如，有些年份货币发行多而价格水平不高，甚至考虑到滞后影响后，也不能把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直接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改革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不仅是一种货币现象，更是一种财政现象。
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可以从微观方面去寻找。企业的经济效益差对形成通货膨胀有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用货币工资增长率（DW）与劳动生产增长率（DL）之比来进行回分析，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价格水平变化率与DW/DL的变化率之间相关，LOG（DW/DL）系数为0.7。这说明了在价格水平变化中，来自微观中的影响是更大的。换言之，以货币因素为基础的非货币因素，是通货膨胀的更重要的成因。由此，我们可知真正要消除通货膨胀，必须在企业改革上下功夫。
通过简单的回归比较，还可以从中得到这样一些大致的概念，与国民生产总值平减价格指数相关程度，从高到低的变量依次是：农产品价格、进出口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资、新增货币额、信贷差额、价格补贴、总供求差率、财政赤字。这个相关程度，以农产品价格为最高。这个结论与我国实际是吻合的。去年价格总水平的下降，就与农业连续两年丰收有很大关系。
九十年代价格将在2位数以下范围内起伏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九十年代价格总水平上升的成因将会较长期地发生作用。财政赤字的消除是相当艰巨的，是长期的。因为在改革时期，财政收入的减少和财政支出的增加，都是难以避免的。财政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亦颇艰难。尤其是建立新的财政和金融体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也就决定了财政补贴和金融赤字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这些将是九十年代形成通货膨胀压力的宏观原因。另一方面，企业体制的改革更为艰巨，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非短期内可以理顺，企业经济效益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提高。真正搞活大中型企业，涉及到社会福利制度、工资制度、破产问题等各个方面，这些都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除非有强大的外援和巨大的社会承受能力。而微观问题解决不了，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力就一直存在，对形成通货膨胀便起重要作用。如果考虑到九十年代面临还债高峰，就更可预估通货膨胀的压力不会小。
九十年代中，改革与治理整顿都会出现。有时强调改革，有时强调治理整顿，这将是难以避免的。已取得的经验中，我认为有一条是清楚的，即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通货膨胀压力始终存在。治理整顿后，出现了价格水平的回落，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压力的消除，只是通货膨胀的形式有所变化而已，即由公开性的通货膨胀向压抑性通货膨胀转化。这就意味着，九十年代，通货膨胀的阴影将难以真正驱除，问题只是什么类型的通货膨胀，只是通货膨胀显示还是不显示的问题。
九十年代中国的价格走势，将与我们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紧密相关。当我们加大改革的份量，加快市场化的步伐时，价格上升的幅度就会大一些，而当我们增加财政补贴，价格上升的幅度就会小一些。这时另一种形式的通货膨胀——抑制型通货膨胀就会严重起来。我们要根据实际的需要在这两种通货膨胀形式中加以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也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如财力条件、社会对价格上升的承受力条件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利亦有弊，都要进行代价与收益的比较，进行现时收益与长远利益的比较。一种可能出现的选择是，有控制地释放一些通货膨胀压力，以扩大改革的空间，但防止价格上升过猛。按这样一种思路考虑问题，我认为九十年代的价格将在2位数以下一个范围内起伏。价格过高时，加强计划价格的控制使显性的通货膨胀转移一部份为隐性的通货膨胀；而在价格上升幅度不大时，可能加快一下改革步伐，释放一些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操作，存在着失控的可能。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改革期间，经济过热的增长要加以控制，尤其是计划规模过大、追求高增长皆不可取。九十年代，应是弱增长，强改革，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框架，为今后的持续增长从体制上打下基础，也为控制通货膨胀打下一个良好的经济运行的内稳机制。
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分析
（1993年3月）
今年（1993）一季度，中国物价指数上升很快，全国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八点七；其中城市上升幅度在百分之十以上。三十五个大中城市居民生活费用指数上升高达百分之十五点六，十五种主要生产资价格（钢材、铜、铝、煤炭、油和水泥等）比去年同期上涨百分之三十八以上。
一季度价格上升中有这样一些特点，如农村物价上升一反往年，上升较快，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也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服务业价格上升幅度最大；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费用支出有相当大的增加；城市中粮食和付食品价格上升快；而建材价格居高不下。
价格上升中有多种原因，从表面上看，有这样一些因素，去年粮食价格先调后放的影响；有货币发放过多的滞后影响；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对生产资料价格的拉动；也有居民通货膨胀预期而出现的购物需求增大，一季度居民货币收入增长过快，银行工资性支出和其他个人支出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六，其中三月份增长百分之四十六，而工资外收入增长更快。这一方面使这部份收入者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增强，而另一方面，也使通货膨胀中，带上了工资成本推动的因素，等等。价格上升更深一层的成因中，可以说，有一些是由改革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因素，有些是由经济正常的发展造成的一定的价格上升因素，而还有些是由于改革措施的失误、经济发展“过热因素”造成的价格上升。
区分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成因，是正确认识和解决通货膨胀的前提条件。目前要解决的是由于改革失误或说不配套造成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因素”或说“泡沫化因素”带来的通货膨胀。必须承认并容忍改革和正常高速发展所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现实中，区别通胀类型往往是很困难的，需要谨慎从事。
显然，一季度出现的通胀，已经使宏观决策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一方面，如果用较强的控制手段，紧缩银根，将会使经济发展到压抑，一些即将完工的项目搁浅，相当多的企业生产能力和支付能力出现困难，合资企业因中方资金不能到位而难以履约，等等。这将会使经济发展付出较大的“整治成本”，会使政府力求持续百分之九的发展势头受到一定挫折；但如果放任价格上涨，社会一旦承受不了，就会出现不安定，而且，即使没有发展到社会不稳的地步，对通胀引起的后果也不能不设法减轻。面对二位数的价格指数的宏观调控，将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为经济发展多蓄水而又不使水坝大提崩塌，是要在科学判断基础上，冒一定风险的。
在继续大步推进经济发展和谨慎地保护经济发展势头的条件下，减弱通胀压力和控制通胀恶性爆发，可能是较适宜的政策选择。而以反通胀为中心的政策选择，可能过强烈，会带来较多的负面效应。比如，会拖延改革的措施出台，会用计划控制手段对市场经济发展实行种种限制，等等。
对通货膨胀“减压分流”是有可能性的，首先，证券市场的发展，住房制度对改革，对居民购买力的分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已为去年的实践证明。而这种“分流减压”达到一定限度后，作用就大大下降了，政府应把握住现在“分流减压”难得的时机。有人认为，证券市场和集资等，使居民存款下降但使企业存款上升，因此，没有减轻通胀的压力。但其实政府所担心的通胀；主要还是社会对“消费阵痛”承受不了，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主要症结。因此，用消费价格指数如中国的社会零售物价指数（辅之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来反映的通货膨胀，是最主要的通胀衡量指标。而这指标受居民存款压力和影响，当然大大高于受企业存款的压力和影响。这是一。其次，因为国民收入平减指数本身也包括了消费价格的因素，因此，当一部份购买力从消费资料的购买力转为生产资料的购买力时，国民收入平减指数计算中，出现了消费需求下降和生产需求上升的抵消过程，因此，反映出来的通货膨胀是相对平稳的。换言之，消费价格（CPI）对实际通货膨胀的反映更为敏感，加之CPI的及时性，更引起人们关注。因此，相对地讲，居民存款转向投资，对通货膨胀具有弱化或间接化压力和推进通货膨胀大幅度释放的作用。
第二，价格上涨是在银行储蓄已成为负利率条件下发生的，提高利率的调控政策尚有相当大的操作空间。因此，提高利率对抑制通货膨胀将起到积极作用。这一措施已经出台，利率先提高一些，然后再提高一些，能提高的空间很大，不用过多花费时间去计算提多少合适，而控制通货膨胀的利率信号要早点发出，让居民产生一种预期。有人担心提高存款利率后必然要提高贷款利率。因此，企业会承受不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提高利率是表明资金短缺，对贷款是有条件的，而低利率却在资金不足时，鼓励贷款，完全把经济参数的作用扭曲了。
第三，适度控制新投资和货币投放，也会起到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作用。从一季度看，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大大超过了投资品供应的增长速度。如何控制住国有经济的“投资行动”，这对稳定当前经济形势有相当重要作用。
近几年投资中的国有经济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五左右。投资的惯性在发挥作用，今年投资仍受到前几年投资格局的制约，尽管这是必要的，否则一批国家项目就会报废，但这也使人看到了投资中市场取向还须要一个时期才能形成，投资主体的真正多元化也还要相当的努力才能形成。这意味着，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还远不能实现，这对财政赤字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最终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现是到了对投资体制进行大改革的时候了。
对国有经济投资的适当控制既是必要的，也比控制民间投资更容易一些。民间投资总的讲是不够的，相当多的富人把钱存到了国外或进行奢侈性消费，因为，他们还没看到国家鼓励民间投资的可信赖的体制和长期政策。这方面，正是政府应去努力办妥的事。应当看到，用自己的钱投资和用要来的钱投资的约束力是不同的。而且，民间资本办大事也是完全可以作到的。民间投资的不热和国有单位投资的过热并存条件下，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抑制一下国有单位的投资行动应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第四，“分流减压”不仅是居民、企业、银行等方面的问题，更有一个政府在宏观方面的努力问题。这主要是如何减少赤字，在国家财力不足情况下，如何量力办事的问题。因国家财政赤字而造成的货币，是高能量的基础货币，是对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货币。弥补赤字用发钞票的办法会带来通货膨胀。这一点应有足够的警惕性。为此，政府减少赤字的努力是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的。一方面是减支，另一方面是按税法税则把该收的钱收上来。
有人提出，政府可适当地降低一些外汇储备，意味着减少货币供应量和起到一些稳定币值作用，这个意见也值得重视，因为它对防止通货膨胀的恶性爆发也有一定作用。
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在职能转换中，变成了行业管理或经济实体，政府对这些组织机构要用一定的行政手段加以约束，不能使他们成为垄断性的经营组织。例如，对国营粮食部门要有新的要求，不能让他们利用放开粮价的机会，搞垄断性高价，单取高利甚至暴利。只要这些单位基本稳住粮价，农副产品价格就不会有太大涨幅。还有水、电、路、通讯等经济部门，都存在这个问题。国营的垄断性组织，可以获平均利润，但不许获高额的垄断利润。这对减低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压力将起作用。同时，政府要在一切适宜竞争的领域继续“反垄断”和鼓励竞争，用市场经济办法来控制价格无序的上升。
积历年教训，中国的通货膨胀恶性爆发通常是从若干经济发达的城市开始的。政府可以搞一支反通货膨胀的“快速反应部队”，按五十年代初克服通货膨胀的办法，及时组织货源来压住一些价格敏感地抢购风，或建立并利用必要的价格调剂基金等，以遏制通货膨胀势头。
减弱城乡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对防止通化膨胀恶性爆发有重要意义。正如同步震荡可震垮一座桥一样，同步抢购也能造成正常库存条件下的商品短缺。只要政府的政策正确，引导得法，这一点也是可以办到的。
控制通货膨胀的恶性爆发，是有一定的基础或说条件的。首先，证券市场的发展，对居民购买力的分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已为去年的实践证明。而这种“分流减压”达到一定限度后，作用就大大下降了，我们应把握住现在“分流减压”难得的时机。其二，消费品场将仍维持基本平衡格局。据原商业部对731种主要商品供求的排队分析，供不应求的只为10%。如果说这个分析过于乐观，但供不应求不会成为主要倾向应是可以接受的结论。其三，经济发展快的本身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产品的供给能力提高了，意味着相当一部份产品的供给能力提高了，意味着价格上升的势头将被缓解。现在，按市场价格信号进行投资已有可能，从长期看，这将拉劝短线产业发展。从原物资部提供的情况看，今年一些主要的原材料的供求基本还可达到平衡。一方面是原材料的增产相当快，如去年钢增产九百万吨，加上一些进口，供求缺口不大，在其它主要的原材料中，或减少点出口，或增加点进口，或借用期货市场调剂一下，或按市场需求改善一下供给结构，问题都不是很大。其四，近年来农业生产丰收，提供了稳定价格的基本条件。虽然今年农业中出现不少新问题，但暂时还不会出现因农产品短缺而促成价格的大幅上升。其五，价格上涨是在银行储蓄已成为负利率条件下发生的，提高利率的调控政策尚有相当大的作用空间。至于一些投入产出率低于贷款利息率的企业，一些因贷款利息提高而成本加大需要提高产品价格的企业，自会有市场规则来解决。其六，积历年教训，通货膨胀恶性爆发通常是从若干经济发达的城市开始的。我们可以搞一支反通货膨胀的“快速反应部队”，按解放初克服通货膨胀的办法，及时组织货源来压住一些价格敏感地位的抢购风，进而稳定全国市场。其七，减弱城乡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对防止通货膨胀恶性爆发有重要意义。正如同步震荡垮一座桥一样，同步抢购也能造成正常库存条件下的商品短缺。这就要求我们的政策和宣传要正确引导。其八，对国营粮食经营企业要有新的要求，不能利用放开粮价的机会，搞垄断性高价，牟取高利甚至暴利。只要稳住粮价，农副产品价格就不会有太大涨幅。九，适度地控制新投资和货币投放，也会起到控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这是把双刃剑，不能甩过头。其十，“反垄断”和鼓励竞争，建立必须要的价格调剂基金等，将对防止通货膨胀爆发起重要作用。
此次通货膨胀若恶性爆发，主要将不表现在抢购商品上，而是表现在因价格上涨影响人们的基本生活引致上街请愿或银行挤兑风潮。银行支付危机是可怕的。西方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就是金融危机。现在，西方把银行存款与保险挂上了钩，就大大减少了支付危机。这方面政府还是可以采取若干对策的。比如研究价格上涨对不同阶层的影响，然后有针对性地解决最关键的环节。据调查，城市的离退休干部、职工和效益不高的国营企业职工对价格上涨承受力量弱。设法作好这部份人的生活安置，整个社会就不会因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而发生大的问题。
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四大措施
（1993年5月）
我们必须容忍改革和正常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我们应该正视和亟待解决的，是由于改革不配套造成的通货膨胀，由于经济“过热因素”或说“泡沫化因素”带来的通货膨胀。用温和的办法可能是较为适宜的政策选择。而以反通货膨胀为中心的政策选择，可能会带来较多的负面效应，如会拖延改革措施出台，用计划控制手段对市场经济发展实行种种限制等。
如欲治理“通货膨胀”应当注意三个方面——分流、减压、防爆和治理“通胀”的四大具体措施。即分流居民购买力，减轻通胀的压力，防止通胀恶性爆发。
解决“通胀”的四项具体措施是：
——把握时机，发展证券市场和集资，分流居民购买力。切莫因为当前证券市场和社会集资出现一点问题就否认其方向的正确性和积极作用。证券市场和社会集资与现行金融体制的矛盾磨擦现象屡屡出现，正说明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
——提高利率措施应尽快出台，这对抑制通胀将起积极作用。有人认为提高利率必然提高贷款利率，这样企业承受不了。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企业产品有销路，不怕贷款利率高；企业投入产出率低于贷款利息率，趁早关门，这是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道理，不必为此操心。
——适度控制新投资和货币投放，尤其要控制住国有经济的“投资冲动”，对稳定当前经济形势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当前民间投资不热和国有单位投资过热并存，为了防止通胀，抑制国有单位的“投资冲动”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政府应千方百计减少赤字。而用发钞票来弥补赤字的办法极易带来通货膨胀，即使用发公债的办法，在现行体制下，也会引发通胀。政府减少赤字的方法，一是减少支出，二是按照税法把该收的钱收上来。
积历年教训，通胀恶性爆发通常是从若干经济发达的城市开始的，因此，应该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倘若通胀恶性爆发，及时组织货源来压住抢购风。
但从目前看，价格上涨在生产资料领域比较明显，在消费资料领域不甚明显，只是局部城市的部分商品发生过小规模的抢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双膨胀的势头尚未出现过。
1994通胀原因简析
（1994年7月）
今年（1994）上半年，我国通胀指数达百分之二十，超过一九八八年百分之十八点五的水平。物价上涨和压抑通胀已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热门话题之一。货币需求过大、产品成本上涨以及产业结构不平衡，是造成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通胀加剧的原因。而成本上涨是其主导性因素。
前几年中国大陆货币投放量亦不少，但物价涨幅不大，为何今年情况却不同?问题在于包括电、煤、粮食在内的多种商品的调价，导致产品成本上涨，商品价格上升。货币工资数大幅度提高，也推动了价格指数攀高。价格改革也释放了原来被压抑的部分物品价格。
对通胀问题，要严肃对待，系统分析，综合治理，不能认为通胀是小问题，放任不管，但应看到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要在对各种问题的比较中认识通货膨胀，要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发展市场竞争以及解决企业效益问题等多方面入手，综合治理。
解决通胀应主要从二个方面入手：其一，控制财政赤字。仅仅认为通胀是货币现象是不够的，它和国家财政赤字有关。必须控制财政投资项目的超计划追加和扩张，尤其是基建规模。其二，货币政策应在稳定币值基础上，适当兼顾经济发展需要。否则，企业面临的困难又难摆脱。今年四、五月流动资金有所松动，六月份企业生产就有所回升。中央政府正采取措施压抑通胀，高企的通货膨胀有望下降。
1995年通货膨胀促涨、促降力量对比
（ 1995年1月）
由于191994年社会零售物价指数高达20%以上，各方面反映强烈，因此，1995年的通货膨胀走势倍受各方关注。
1995年中既存在影响通贷膨胀上升的因素，也存在有助于价格回落的因素，这两方面因素在矛盾运动中，形成对通货膨胀的推力。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因素主要有：
——191994年稻谷减产 200万吨，因此，大米价格可能仍然上升，这对整个价格总水平影响很大。因为我国农产品尤其粮食类价格上升，主要是受大米影响。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若干工业品价格仍要上升，因为农产品价格已上升了。
——投资规模仍然偏大，不仅在建项目多，而且1994年三季度又新上一批，由于其中缺乏财产约束的低效益项目不少，对拉动通货膨胀仍有一定的影响。
——相当数量的企业其中不少是国有企业，效益不高，资金投入产出率低，要靠国家贷款来维持工资；还有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行为扭曲，缺乏分配约束机制，工资及消费基金支出过大已成惯例，收入分配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盈利率的增长速度。这些都将造成资金供给有效商品供给的失衡，增加通货膨胀压力。
——1994年企业欠款400多亿，这对财政是很大压力，可能迫使财政赤字扩大。
——尽管今年控制调价措施出台，但由于一些行业或企业困难太大，少部分用费提价或变相提价可能仍会出现，这也会形成价格上升的新压力。
——1994年价格的翘尾巴因素及惯性推力的作用(含通货膨胀预期等)。
另一方面，弱化价格上升或促使价格总水平下降的因素也存在，主要有：
——1994年一些大宗的生产资料投资品价格下降，库存增大。
——汇率并轨带来的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大量的美元外汇占款挤出的巨额基础货币在流通中将接近尾声，如果进行外汇市场操作，有助于人民币升值，但这种操作要极为谨慎，其运作空间并不大。
——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起一定的遏制作用。
——工资推动的影响将大大低于公务员工资改革的去年。
——税制改革，尤其是1994年初增值税出台后的冲击将不复存在。
——农价影响将会减弱，低于去年。
——住房和其他的社会福利政策，将会对资金形成分流，减少通货膨胀压力。
——控制调价措施出台，加强市场物价管理也会起到控制价格上升的作用。
由此看来，今年通货膨胀将会出现僵持局面，但下降的可能性很大，尤其是如果有关政策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为控制通货膨胀，较好的选择目标是：在适当提高效益的条件下，争取经济有较高发展速度，使通货膨胀低于1994年的水平。政策操作指导思想宜为：控制通胀、兼顾各方、改革配套、参数微调、健全市场体系、强化间接管理。具体政策操作似应：微调贷款利率、基本稳住汇率、控制财政赤字、防止收入的超分配。总之，金融政策要体现结构性从紧，财政政策也应从紧为宜。
中国的结构型通货膨胀分析
（1995年2月）
对当前中国通货膨胀成因有多种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需求拉动，主要是投资需求拉动；有的学者认为，主要成本推动，尤其是农产品成本推动；有的学者认为，既有需求拉动也有成本推动，还有其他成因，因此，是一种综合性的通货膨胀。
这三种解释都有一些论据，都有一定道理，但对当前通货膨胀的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我国很多产品其供给能力(包括潜在供给能力)大于需求，一些商品市场已出现了疲软的现象。这显然与1988年的消费需求过旺是不同的，是与“需求拉动说”矛盾的现象。而从当前的投资需求看，应当承认，投资需求扩张是一个事实。但其中既有正常的扩张，也有过度的扩张。正常扩张与货币经济性发行是一致的，对通货膨胀并不产生真正的压力，或严格地讲，不会使价格总水平持续上升。只有过度的扩张，低效和无效的投资，才对通货膨胀的形成起作用。这就需要对需求作进一步的结构分析。要分析是什么样的需求、哪一部分的需求在拉动，笼统地讲总需求膨胀是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现象的。
当前通货膨胀存在成本推进因素，这一点没有分歧。尤其是当一些产品成本明显地上升，而收紧的货币政策并没能控制住通货膨胀时，认为这是一种成本推动性的通货膨胀的看法就更为普遍了。但是，用成本推进来解释当前通货膨胀也不够深入。是哪一部分商品或劳务的成本上升？这些商品或劳务的成本上升的原因又是什么？如果进一步寻源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成本推动方面，不同时期、不同产品的作用是相当不同的。比如，我们发现1993年是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的成本推动，而1994年农产品的推动作用很大，这些都必须涉及结构分析。事实上，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将使我们得出一个更贴近实际的结论，即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结构性通货膨胀。
大家都承认，通货膨胀是多因素造成的，现时的通货膨胀是综合性的通货膨胀。但没有主导因素的综合性通货膨胀，很难使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综合性通货膨胀的认识对解决长期通货膨胀问题是有帮助的，但对短期内控制通货膨胀则是困难的。因为，不同的治理通膨胀的措施，会产生互相抵消的作用，如提高利率可控制需求拉动的能货膨胀，但却会加大成本型通货膨胀的压力。面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各种成因中找到一种主导性成因。
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中的结构是部门经济结构，而不是其他的结构、地区结构等。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其最值得关注的部门是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这构成了中国转轨中结构性通货膨胀成因的主体部门。
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原有的国有部门、国有经济仍然存在，并通过改革，在一步步转换其经营机制和产权关系；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对国内经济影响在急剧提高。因此，这两大部门的关系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成为关键的因素。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实质上已成为一种混合型经济。这种条件下出现的通货膨胀，其结构型的成因主要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结构矛盾运动。这具体表现在两个问题上：国有企业的“资金陷阱”和国有部门对非国有企业收入的攀比。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不能带来市场需要的产品供给的增长，就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或表现为通货膨胀；而如果市场需要的产品的增长，大于投入的资金的增长，产品的销售和交易就会吸收了增长的货币，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或减弱通货膨胀压力。在转轨中面临种种困难的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不断得到国家的政策性倾斜贷款。那些为维持和解决国有企业生存问题比如发工资的大量贷款，其贷款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是相当低的，风险是很大的。这种不能相应形成市场所需产品的贷款，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这就是“国有企业资金陷阱”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收入攀比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收入越来越靠市场形成。非国有经济没有历史包袱，经济效益增长很快，员工收入水平高，加之其收入中含有对住房的补贴，工资收入更大大高于国有经济中的就业人员。这对国有经济的部门和企业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国有企业千方百计地提高本企业职工收入水平，因而出现了不少一面亏损一面提高职工工资收入的国有企业。从1990年到1993年，国有经济部门的职工名义工资年均递增15%，而国有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8%。去年上半年，由于机关工资升高的影响，国有部门和非国人部门的收入攀比更为严重，国有部门职工工资同比增长30%，是历年增长最快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国有部门工资外收入增长更快，有的企业工资外收入已超过工资。因此，国有部门职工的收入增长肯定大大高于而不是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国有企业工资刚性和收入增加软约束，已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同时也是导致当前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外汇占款剧增不是1994年高通胀的主要成因
（1995年5月）
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1.7%，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由于1994年实行了外汇汇率并轨，中央银行因外汇占款而兑换出去的人民币高达2800亿元，几乎为1994年新增贷款数的一半，因此，相当多的学者推测此为造成通贷膨胀的重要因素。我想对此推测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
一、结售汇制是把国外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汇率管理制度已具有了影响通贷膨胀的可能性
去年外汇体制改革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构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把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两重谍率形成机制合并为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被称为“汇率并轨”。其长远意义是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汇率水平的变动。第二方面是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现了人民币在经济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其实质含义是，取消了计划方式的外汇支分成制和额度管理，实行了通过银行买卖(结售汇)的市场式外汇供求制度，从而为人民实行了可兑换提供了基础。三是建立统一的外汇市场，发挥市场对外汇资源的分配作用。外汇市场以银行同业市场为主，还保存客户零售市场。为三资企业服务的外汇调剂中心，可视为客户零售市场的一个部分。
外汇体制改革取得很大成绩，新体制运行正常，市场上外汇供给充足，汇率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外汇改革还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目前我国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支付已基本没有限制，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款的义务接近，而结售汇制度，已经使基础货币投放，与汇兑本位密不可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这是中国货币投放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外汇占款成为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其占货币投放的比重，由1993年的7%上升为1994年的75%。(见谢平【我国金融结构的新变化】〖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1日) 去年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外汇占款的大幅度增长。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当然与货币供给量有关系，因此，可以说，结售汇制度已成为造成通膨胀的可能性因素。1993年结汇渠道的人民币是净回笼，1994年则为净投放，外汇体制变动对国内宏观经济总量已具有重大影响，值得高度重视。
外汇体制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是关系到外汇体制改革最后成功与否的基础条件。外汇指定银行较强的国家银行特性，既有助于国家对外汇市场的管理，他使外汇市场较大风险将落在国家身上。外汇市场中市场与计划关系仍是需要经常调整的，换言之，计划作用将经常需要定位，有时强一些，有时则要限制之。对外汇体制最有权威的评价将由企业(不仅受益于人民币贬值的外贸企业，不仅是获得结售汇权利的银行，还应包括各类与外汇供求相关的企业)来作出。有利于企业运行和发展的管理制度，就应坚持下去：不方便企业的操作，就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改进。
二、去年为什么人们怀疑外汇占款刺激了通货膨胀?
去年年中，当外汇占款出人意料增长时，不少人包括我自己产生了一种怀疑：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可能有相当大的作用。有人甚至提出一种猜测，“通贷膨胀主要成因可能就是外汇占款的大幅度增长”。当1994年有关数据公布后，这个问题才算有个比较清楚的答案。现在到了为“外汇占款”清除“恶名”的时候了。
“外汇存款”含义是什么?外汇占款是从银行角度归纳出的一种提法，是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的资金运用项目。从外汇管理角度看，这是结汇大于售汇时的结售汇差额，这个差额进国家外汇结存帐中。去年，这个差额对外汇储备的增加起了最主要的作用。外汇存款与外汇占款是完全不同的，外汇存款是客户与银行的存取关系，外汇占款是客户通过与银行的结售(买卖)关系，再通过专业或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外汇买卖关系，而成为央行的外汇债权。外汇存款并不与人民币相关，因此，虽然多年已存在，但未使人民币供给与外汇供给联系起来。
从货币供给增长与价格水平上升是正相关的理论角度看，外汇占款之于通货膨胀确有值得嫌疑之处。1994年，M2年末余额为46933亿元，增长34%；1993年年末余额为35025亿，1994年比1993年净增11930亿。已公布的外汇占款多增加为2843亿，那么，外汇占款增加数在新增的M2增加中所占比重为24%，即M2增加的34%中，有1/4的因素来自外汇占款影响。如果M2增长对通膨胀形成有直接影响的话，则可以说，从货币供给角度看，去年通货膨胀中，有四分之一的影响在于外汇占款的增长。如果通货膨胀与新增贷款有直接影响的话，外汇占款增加量为国家银行新增贷款5148亿元的55%，因此，似乎外汇占款是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
如果再考察货币供给其它指标，“板子打在外汇占款上”似乎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去年现金投放1424亿元，比1993年少投放105亿，年末全社会市场现金流通量7289亿，增幅比1993年下降11%；国家银行贷款按可比口径，控制在计划之内。因此，从货币供给影响价格角度看，只有外汇占款所引发的货币供给量大大增加，因此，怀疑外汇占款通货膨胀重要成因并非空穴来风。(以上数据资料来源见【金融时报】1995、1、27日)
综上，我认为，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汇率并轨促使人民币贬值幅很大，因此，进口品成本提高了，影响了国内相关品价格的上升。外汇占款是去年汇率并轨的结果，因此，这里把外汇占款与汇率并轨视同一件事的两面。二是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要有充足的货币才能使其充分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M2以及其主要成分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扩张，对通货膨胀是起了作用的，尽管这种作用不是直接的，主要的。三是外汇占款导致的货币供给增加，进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总之，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有一定影响。
三、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影响是次要的、间接的、从属性的
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汇占款是去年汇率并轨的结果。去年汇率并轨人民币贬值幅度很大，因此，进口品成本提高了，出口品收购价提高了，某些保值品价格也受预期影响崦上升，一些与进出口相关产品价格攀升，这些都影响了国内相关品价格的上升。二是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没有货币是不能显现出来的，充足的货币才能使其充分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M2以及其主要来源成分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扩张，对通货膨胀是起了作用的，尽管这种作用不是直接的，主要的。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夸大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影响是次要的、间接的、从属的，首先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外汇占款对M2的影响，视为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的影响。M2本身，并不与通货膨胀正相关。改革这些年来，货币供给量与价格水平并非正相关。货币连续增长很快的年份，可能是价格水平较低的年份。既使加上价格反映时滞的因素，也得不出货币供给增加价格就上涨这个结论。对去年的通货膨胀成因分析，多数经济学家已认为成本推动或结构推动是主要的，而需求膨胀不是主要的，货币需求的拉动不是主要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把能货膨胀成因主要推到M2的扩张上，进而也就不能推到外汇占款的扩张上。外汇占款扩张只能是伴随通胀实质性因素的从属性因素。我不否认通货膨胀有时就是货币的函数，有时货币过多不仅是通货膨胀的现象成因，也是其本质成因。但这种现象与本质一致的情况并不常见，尤其是作为转轨中的通货膨胀，更不常见。常常是货币过多是通货膨胀的现象成因，而实体经济中结构的或成本的因素，则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实质成因。
外汇占对通货膨胀的次要、间接和从属的特点，还在于，1994年信贷增加情况中，不能证明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起主要作用。换言之，我们从信贷的收支中，可以看到一些通货膨胀的货币成因，但绝对找不出能货膨胀的主要的、直接的因素。例如，我们看到了，去年短期贷款中的工业贷款减少了，建筑企业贷款减少了，中长期贷款减少了，国家投资债券贷款减少，库存现金、财政透支和借款均减少了，换言之，通常我们认为通货膨胀的投资需求因素似乎不见了，但是，外汇占款的增加、有价证券及投资的增加、农购贷款增加的数量大于以上几项减少的数量，因而，资金运用总量是大大增加的。由此，我们感到了M2扩张中对通货膨胀是有一定作用的。没有M2这个增加，去年通货膨胀无论如何不会达到两位数字。这种不同比例关系，可举两类贷款为证。去年有价证券及投资新增977亿，此增加数在M2新增加数中仅占到8.2%的比重；农购增加639亿，占新增的M2的5%。显然，我们不能据此而认为投资影响通货膨胀为8%，农产品影响通货膨胀为5%。事实上，农产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当之大，按成本上升办法来推算，大约在60%以上。在此主因下，可以肯定M2以及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影响是间接的，外汇占款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影响通货膨胀的，比如，企业用结汇后的资金，用于投资和消费，扩大了市场货币流通量，扩大了实际的贷款规模等等。
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作用是间接的判断，还在于外汇占款影响贷款增加的渠道是间接的。我们可以大略推算一下1994年外汇占款而扩大的人民币通过什么渠道、用在了什么方面。外汇占款导致的货币供给增加，进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是通过多种渠道、多次运动而实现的。去年外汇占款增加而扩大的人民币通过什么渠道、用于什么方面?去年，中国银行虽然资金运用总额不到工商银行1/3。但资金运用的当年增长率却高于工商银行，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项增加幅最大。建设银行也是此项上增加最大，且“同业往来”增长很大。交通银行是“其它类贷款”增长最大。城市信用社“投资”运用上，增长最大。金融信托投资公司负债中的“其它”一项增长最大，而其资金运用项目上，“证券业务占款”上增长最大。以上，都可能成为外汇占款化为贷款的渠道(当然还会有其它渠道)。通过这些渠道，最后还是映到企业存款上。从金融机构存款增加的结构上看，城镇储蓄增长最大，其次是企业存款增加大，还有信托类存款增长大。因此，从资金来源上，我们又可以发现资金的运用，即相当多的资金又投向企业，投向信托业。这些反映了相当多的资金，是如何成为实体经济中发生作用的货币，反映出外汇占款是借用多种渠道才能影响到价格总水平的。
1994年通货膨胀主要成因分析
（1995年10月）
一、结构型的通货膨胀
如果仅仅说M2扩张以及外汇占款猛增不是通货膨胀主因，还不能说服人，还必须回答1994年通货膨胀主因是什么。
我认为，去年的通货膨胀，可以基本归于转轨中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请参阅李晓西“转轨中的结构型通货膨胀”，《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转轨中通胀的主要成因在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高，产成品积压。去年新增库存800亿元，累计达5000亿，投入产出率低，反映了信贷资金的效益低；而债务相互拖欠，去年突破10000亿，又反映了资金流动性差；企业对银行的高负债，全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8%，国有企业流动资产债率为95%，企业对银行还有大量欠帐赖账，反映了信贷资金安全性小。在转轨中面临种种困难的国有企业，不得不依靠贷款发工资和依靠倾斜贷款维持生产，其贷款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是相当低的。由于货币供给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市场需要的产品供给的增长，就形成了通货膨胀压力。这就是理论界比较强调的“国有企业资金陷阱”问题。另一方面，工资的刚性和攀比，使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外收入增长更快。去年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额达6650亿元，比1993年增长35%；职工平均工资4510元，增长3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分别为8%和7.2%。(【关于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软约束问题，已再度引起各方面关注。
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不能认为通货膨胀只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国有部门和企业中，也有相当多的企业，效益是好的，在为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通过高的投入产出率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对那些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有企业，要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其现在面临的困难，要从对国有企业存在问题的分析中，得出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结论，这就是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造就一个好的微观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控制住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认为非国有经济增长就不会造成通膨胀也过于简单了。我国市场体系不完善，价格信号有扭曲，非国有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大盲目性，也存在投资失误、失效问题，只是它们对通胀影响往往属于循轨性的或说常规性的，是西方学者所分析的那种情况，而不是转轨型的通胀中的典型成因，尚未成为当前主要的问题。
以上分析的是部门结构，强调了国有经济部门改革的必要性。其实，在结构性成因中另一重大因素是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农业滞后而导致的农产品供给不足出现的价格上升。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价上升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非常重要的，现在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对此已达成共识，这里就略而不论了。
二、去年外汇储备增加对通货膨胀形成是否产生实际的影响?
去年是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的一年，到年底时已达516亿美元，比年初翻了一番还多，这对去年我国通货膨胀是否产生了影响?是什么样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对于实行结售汇制度的国家，外汇储备高，意味着投放的本国货币多，因此，对通货膨胀应当是有影响，台湾经济学界中，就台湾地区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影响，有过这类分析。
我认为，就我国情况看，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影响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外汇储备增加时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外汇储备减少时加大了通货膨胀。我国八十年代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通货膨胀严重时，也是外汇储备减少时；外汇储备增加时，时有通货膨胀，但相关度并不高。1993年我国通货膨胀超过两位数，当时的外汇储备是较少的，当年贸易逆差100多亿。1994年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外汇储备却增加很快。可见，我国通膨胀与外汇储备多少没有正相关关系。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外汇占款”的影响。外汇占款是外汇储备增加的重要成分，其对通货膨胀的间接性、次要性和从属性，也同样适用于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增加是外汇市场潜在的外汇供给能力增加，但又是外汇市场即期实际的外汇供给量的减少。前者使人民币外汇价存在潜在下降可能，后者使人民币外汇实际在上升。外汇储备中能用于外汇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经营性外汇储备量大小，对汇价走势产生实际影响。但是，外汇储备变化，对国内通货膨胀影响则小于其对人民币汇价的影响力度，这也是现实情况。所以我想再次强调，通货膨胀主要成因是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不能高估外汇占款以及外汇储备的影响作用，否则会使我们对外汇储备产生不利的评价。
三、如何看待通货膨胀条件下的人民币对美元比价的上升?
去年汇率体制改革使人民币汇价水平在较大幅度下降后出现小幅上升势头，而币值在国内经济中则表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即贬值，因此在去年下半年，出现了人民币内外币值反向运动的现象，或说人民币内外币值不统一。这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对币值走势产生了矛盾的结论。有人认为，人民币汇价上升，不仅有助观察分析币值的真实的水平，还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在人民币内外币值的矛盾中，国内经济中币值下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外币上升是次要方面。币值中上升是暂时的，难以持久的，而人民币币值下降则是主导性趋向。对外币上升产生的对国内币值下降趋势，所产生的遏制力很小，而通货膨胀对遏制汇价中币值上升将产生巨大的拉力。人民币汇价上升，并不能真正反映人民币在国内经济中的货币币值。
汇率并轨引起的外汇供给充足的因素中，短期因素占很大比重。主要有：1、去年扭转贸易逆差而实现顺差，主要是靠人民币贬值实现的，这种作用是不能持久的。如果没有新的办法，今年下半年出口将会下降，外汇将会减少。如果进口的行政性限制减少一些，外汇供给可能会出现不足。2、外贸企业在1993年底有不少外汇没及时汇回，1994年才来结汇，从而多换人民币，这是造成外汇供给充足的短期因素，这一点在1995年已不复存在。3、1994年一些企业将外汇存款转向结汇以获得人民币。将原来低汇价时的外汇通过结汇转为人民币，每一美元可以多得三元人民币，对企业显然是合算的。但这也是特殊的、短期的因素。4、资本项目混入经常项目结汇以套利套汇是暂时的现象。尽管国内外利率差一时还没法消除，这是刺激金融资本来华的动力，但若没有汇率的反向运动，外资套利后资本回报率就不高。如果人民币汇价出现降值趋势，外资套利后的回报就会相应减少。5、经常项(贸易、非贸易和单方面无偿转移，后两项还有一些限制)下可自由兑换，而且是以发生了较大贬值且接近市场汇率水平的汇价结售汇，因此，大量外汇外逃减少了，这个数量相当可观。尽管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将不是短期因素，但汇兑水平利得条件则是要变动的，只能是短期的。
我国近代史上出现过去年这种现象，就是对外贸易活跃且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国币的内外币统一的矛盾就尖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国内通货膨胀成因主要是由国内经济矛盾引起的，而汇率变动主要是由国际经济变化和汇率制度变化引起的。结售汇把国内外汇供求与人民币供求联系起来了，但并没有使人民币内外值统一起来，因为，形成国内价格与人民币汇价是两个市场，价格形成因素大不相同。因此，以为外汇与人民币被联通，就将出现“连通器效应”，两个“水面”将无条件持平，那就不对了。因为，对于人民币内外值的两个“容器”中，各有若干“水坝”，“水面”形成条件极为不同。
根据上分析，对1995年汇率水平的走势可能会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国内通货膨胀影响人民币币值将是主要的，在币值反向运动中，国内因素将起主要作用，人民币对外升值是暂时的，缺乏后劲的。当引起外汇供给过多的短期因素消失后，人民币汇价可能下跌。
2001年会发生通货膨胀吗？
（2000年11月）
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媒体上对明年是否会发生通货膨胀的话题增多，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对通货膨胀问题及早发出预警，这是一件好事，便于未雨绸缪。为什么最近对明年是否会发生通货膨胀的议论增多？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已连续三年价格总水平持续走低，而一般认为，连续几年的通货紧缩往往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第二，目前物价已出现了止跌回升的态势，生产资料价格和服务、居民等方面的价格已呈上升趋势。第三，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设法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采取了多种措施刺激需求，扩大消费，如连续三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了3600亿的国债，银行的货币供应量每年增加的幅度都不小，加之对通货膨胀的警惕不够，有可能出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第四，石油、粮食等价格波动的冲击。应当说，这几条理由都是存在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就一定会发生通货膨胀。要判断明年是否会发生通货膨胀，首先应当对可能诱发产生通货膨胀的因素作一深入的分析后，才能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
一、对当前价格止跌回升的分析
今年以来，从总体上讲，价格出现了止跌回稳的态势，尤其是进入三季度，这种态势就更明显一些。但对几个主要的价格指数仔细分析一下从又可看到，止跌回稳态势的形成是相当缓慢的。（参见表-1）
表-1        2000年1－9月各类价格指数表      ％


月／2000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36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

同比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环比
1 -0.2 0.9 1.2 1.1 -2.1 1.0 -3.4 -0.2 -1.4 0.1
2 0.7 1.9 1.9 1.8 -1.4 1.5 -3.3 0.1 -0.3 0.5
3 -0.2 -1.6 0.8 -1.7 -2.1 -1.5 -2.5 -0.3 0.5 0.7
4 -0.3 -0.9 0.6 -0.9 -2.4 -1.0 -1.5 -0.3 2.0 1.0
5 0.1 -1.0 0.9 -1.1 -1.9 -0.9 -0.3 0.0 5.8 2.9
6 0．5 -1.5 1.1 -1.6 -1.4 -1.4 0.5 0.1 5.5 -0.3
7 0.5
1.3 －0.9 -1.2 -1.0



8 0.3
1.3
-1.3




1－8 0.2
1.1
-1.7




9 持平
1.2
-1.5
-0.1
6.5
1－9 0.2
1.1
-1.7
-1.2
3.2


从表-1中可以看到：价格仍存在惯性下降趋势的压力。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值均为负，意味着这两个重要价格指数存在逐月下降势头。而且，部分价格上升趋势中存在短期因素。如，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上升因素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再如，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相比去年，有上升趋势。但1－8月居民消费价格的八个子类中，仅“服务项目”和“居住”两子类为正值，其余6子类则均为负指数。而“服务”和“居住”价格指数上升，主要是各地区上调房屋租金、生活用水价格、学杂保育收费、医疗保健收费等。这表明政府调控的价格上涨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回升的主导因素，市场调节价格上涨趋势不显著。
今年第三季度工业品价格继续上升，但生产资料出厂品与去年第三季度比上涨6.6％，而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7％。9月份蔬菜价格、棉花和蚕茧价格上升较大，其余品种则持平或下降。
根据对价格止跌回升态势的基本分析后，我们判断，今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可能达到负0.5%，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会接近1%。全年生产资料产量可能增长13%，价格则同比增4%左右。
二、对石油价格的分析
根据1－9月数据看，从十五个工业部门看，石油工业部门出厂价格涨幅最高，并拉动相关工业部门价格回升。石油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0.8％，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3.3％，而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为4％，即80％是由于原油和成品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油价上涨最初影响是中油和中石化两大公司扭亏为盈，税收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中，多数品种同比为负，同比较大正增长的主要是柴油，9月份柴油（0）号同比价格上升为41％。但这需要进一步分析。油价今年在进口方面影响有限，1－9月，进口是90亿美元，在进口中比例有限；油价上升与其说是国外直接推动的，不如说是间接推动的。即主要不是石油进口造成的，而是石油价格“进口”造成的，是国内自产的油要与国际油价看齐造成的，在这方面，国内可以有所控制，并要求获利者为防止今后油价下降时损失预留资金。有专家提出，把国际市场风险通过价格机制向下游转嫁是不负责任的，不能把放任追踪国际市场油价作为我国油价形成机制的模式。应建立风险采购屏障，要在政府有关部门／相关产业集团和企业及有关专家等参加的听证会基础上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全国统一定价。这个建议的倾向性是对的。就是不能让石油价格放任进口。如果操作得当，油价上涨幅度肯定会受到有效抑制。还有，从外部环境分析，一般认为，明年国际油价可能会维持一段高价位，但不会再高过今年，而且会有所回落。因此，石油价格对物价的影响是下降的。关于油价推动零售价的问题，在前不久召开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会上，大家普遍认为很难。
三、对粮食粮价格的分析
今年粮食减产超过预料，达890亿，减产幅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因此，许多人担心明年会因粮食大幅减产，使粮价上涨幅度过猛，导致通货膨胀。我们认为，由于库存很大，目前影响粮食价格的主要因素不在供求，减产对粮价变化影响不大。当前市场上粮价也仅是止跌而已，没有上涨的势头，（参见表-2）而且粮价的小副上涨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即便是有所上涨，也大体要到明年春季左右了。当然，对粮价问题也不能忽视，更不能出现大的失误。只要政策对头，操作得当，我们还可利用粮食减产的时机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因此，粮价大涨可能性很小，由此引发通胀更不可能。
表-2（据农业部160个县级物价信息网点提供的成品粮价格，均中等规格，计量单位为50公斤。）


品种
市场价(9月)

市场价（9月）

元／50公斤
环比增（％）
同比增（％）

元／50公斤
环比增（％）
同比增（％）
早籼稻 38 0.83 -30.9 早籼米 73 0.92 -20.5
小麦 46 0.26 -18.3 标准面 90 3.2 -10.9
玉米 45 0.33 -12.8 玉米面 80 2.9 -4.0


四、对货币供给的分析
从货币供给面看，没有对价格强有力的拉上力量。 今年以来金融形势的总体平稳，说明货币供应量是适度的，平稳的。9月末，M0同比增长13.4％，同比增幅下降3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20.8%，增幅同比上升6个百分点。M2同比增长13.4％，比去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今年贷款增长幅度较快， 金融机构1-9月同比多贷2670亿元，增长14%。由此可见，今年以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没有形成特别的拉力。明年在防范金融风险条件下，也不可能有超量货币供给的发行。
五、对明年的分析
最近有人讲，政府部门怕明年经济跌下来，学术界则是怕明年出现通货膨胀。担心会出现通货膨胀的人认为，高通货膨胀是累积的，会突然显现，因此，不能以现在负或小来做托词。而且改革开放20年来，通货膨胀出现的更多，发展中国家也主要是受通货膨胀之困扰。我们认为，这两点理由主要是一种担心，属预警性质，有积极可取之处。但都不是对现实的准确判断。因此，也就不能能推论出现在就要改变政策取向。这仅是两种可能性，最关键的是要指出什么时机会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变化？也就是说，不能根据在两年后可能出现的变化，来决定当前的政策。
我们认为，明年出现通货膨胀的因素，还是有的，对此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生产资料价格自1997年4月以来一直是负的，今年2月转为正后已连续保持了9个月，是不是预兆？需要分析。另外，还要看石油价格的冲击如何。IMF提醒亚洲当心出现新的危机，也有人预测将出现第三次石油危机，油价会达到40多美元一桶。国内服务行业价格上调，也会影响到百姓支出。由此而来的一个新问题是：成本推动型或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是否出现？
对上述各种因素分析后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先解决通货紧缩，这是主要矛盾。其次，通紧是需求不足型的，通紧发生在需求面上，一般工业品供大于求还是没改观，需要积极的扩张政策；通货膨胀潜在推力主要发生在供给面上，如油价、粮食价格上升的影响，是成本型的，因此，需要通过反垄断来抑制价格上升，迫使企业降低成本。还可以通过降低对企业和农户的费税来降低成本上升压力。降税本身既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也有利于控制成本价格。三是在政策操作上，要促进需求加力加大但不能过猛，把握好力度，并跟踪价格总水平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力度。政策操作上没什么矛盾。
总之，明年我国经济通货紧缩趋势和通货膨胀因素，可能同时存在。但通货紧缩还不会全面消除，由于国内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固，三大需求没有强大拉升价格力量，成本方面推动价格全面上涨的力量也有限，因此，明年全面的强力的通胀反弹不可能形成。
所以，明年价格总水平仍会继续今年价格止跌回稳过程，通货紧缩趋势可能被扭转，但不会很快转为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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