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西论经济增长与竞争力系列论文

不能低估“外汇占款”对1994年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995年10月）

去年外汇占款对经济发展起了相当有益的作用，尤其是对有效益的经济成分的发展，对提高资金运营效益，起了很大作用。

去年，一些企业因人民币紧张，就通过结售汇渠道，得到了人币。比如，有的企业，把原来的外汇存款，转为结汇，即卖给银行，以维持和发展了企业；有的企业，提高了贸易的结汇率，以增加了人民币的运用。当然，也有把资本项目混在贸易项目中来结汇的。但是，从总体上可以说，去年能够通过售出外汇而得到人民币的企业，相对而言是效益比较高的企业；而用外汇换来的人民币，其获取是有代价的，因而运营效果也是比较高的。正因为此，外汇占款对去年经济持续增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去年没有外汇占款而多增的货币，金融机构全年新增贷款就连计划数的一半都达不到，企业的资金就会相当紧张，货币政策就会过度紧缩，将会导致经济的下滑和经济滞胀的出现。去年这种情形与1991年信贷规模没有突破而因“拆借”引起货币供给大增加，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外汇占大增，表面上看是因汇率改革所致，究其实质还在于体制外的资金需求在起作用。它如同前年的“折借”一样，成为突破规模管理的特殊办法。1995年这个突起的资金投放的“大鼓包”可能会下去，但是否在别外鼓起另一个“包”还难预测。只要金融体制改革没完成，按商业原则提供贷款没全面实现，这种情况就存在产生的基础。当然，体制外的资金运行存在着诸多问题，我们只是从旧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角度，对这种“拆借“、“外转内”等予以了正面的评价。

由此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金融体制改革没有完成、银行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时候，如何评价和规范体制外的金融活动和资金流通，如何把金融管理变成全社会资金管理，而不是传统的信贷规模管理，把所谓体制外纳入市场经济管理的大体制内。这些是几年来一直引起争论的问题。与“拆借转贷款”和“流动资金转固定资金”类似，去年“外转内”的汇兑制起到的作用实际上还是支持了计划外的投资，支持了市场经济的活动。但是这一次层次更高，而且是通过合法的汇兑制进行的。因此，也就更需要进一步规范、健全。

我所理解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1996年2月）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有必要认真领会其精神实际。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包括多方面内容，这里仅就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中的政府行为，谈几点个人的理解。

1．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说到底，是要提高经济效益。《建议》中明确指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可见，增长方式转变，与提高经济效益是紧密相关的。不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经济，没有效益，就谈不上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因此，经济工作以效益为中心，仍然是最重要的，经济效益的提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目的。

2．实现增长方式转变靠政府、企业、市场的合力，基础是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增长方式转变或增长目标的实现，主要靠政府。政府可以统筹投资、安排项目、集中财政，因此，把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主要靠政府，靠计划。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靠企业。没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普遍提高，就没有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如果每一个企业都自觉地以效益为中心，降低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投入产出比率，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一定可以实现。

3．企业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与市场是分不开的，与效益是分不开的。政府支持企业发展，归根到底，要尊重企业的自主权，要支持国有企业政企分开的改革，支持企业以效益为中心来组织生产和经营。

4．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既是从宏观总体上讲的，对多数企业也是适用的。但就每个企业来讲，如何达到最佳效益，是扩大外延式的投资，还是提高内涵的技改；是多用人力，还是提高人均资本占有率，诸如此类问题，都还要从自己实际出发，从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目的出发，进行微观行为的决策，不能简单地套用固定的模式。

5．为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为转变增长方式，政府要在发展和健全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则上继续下功夫。没有健全的市场，就没有真正的供求平衡，就没有真正的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

6．作为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不仅是产值的增长，还有组织生产、流通、消费的方式的进步在内。这就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进一步进行政府的机构改革，以达到更科学、有效地实施政府管理的目的。

7．增长方式转变，应搞好科学管理。不仅企业要努力实现科学管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也有一个科学化的问题。科学管理不仅是要管好供给，还包括要使需要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更科学化，这也是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8．增长方式转变，是以体制转变为基础的。没有经济体制根本的转变，就不可能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这是《建议》所强调的，也是这十几年来处理改革与发展关系得出的重要的结论。正因为这样，政府为了转变增长方式，就要在深化改革方面下大功夫、真功夫。离开改革、离开体制转变，来追求增长方式转变，是难以达到目标的。

谈谈1996年度中国竞争力排行位次

（1996年10月）

世界竞争力1996年排行榜是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加瑞利博士主持发表的。加瑞利从1980年起一直主持“世界经济论坛”一年一度的《世界竞争力报告》。该报告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我国国际竞争力优势分析

从世界经济论坛国际竞争力1996年评价的46个国家225项指标看，中国总排名列26位，国际竞争力列第1位到第3位的共27项，占全部评指标的12%。第1至第12位的指标数为58项，占全部评指标数的3%。我国国际竞争力优势的主要方面有：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列世界前沿。经济增长率构成一个国家在世界竞争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经济实力”要素中所列19个具体指标，我国有13个列前7位。其中有：第一，即GDP增长率、国内总投资增长率，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而工业生产增长率、服务业增长率、零售业增长率同列第2位；国内储蓄额增长率和农业增长率同列第3位。

第二、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在“政府作用”这一要素中，排名前列的有12项，排名列后的仅4项。指标显示，中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降低，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比如，税收在GDP的比重低（第3位），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低（第2位），对企业补贴低（第11位），政府政策透明度高（第7位）等。而“少数企业主导市场的程度”列第2位的评价，表明市场竞争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综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制度改革取得长足进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取得成就。

第三、“国际化”成果获得世界承认。在“国际化程度”要素10个具体指标中，7个列前，3个列后。吸收海外直接投资（第2位）、进、出口的年均增长（第2位和第5位）、贸易顺差（第7位）、在进出口商品与服务中的表现（第11位）以及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程度（第1位）等指标，均排列前位。

第四、基础设施和社会科技有较大进步。在“基础设施”要素中，我国能源自给率、空运旅客数、电脑使用量占全球使用量之比等，分列前12、6、4和12名；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研究与开发资源列第6位，其中开发专职人员总数列在第2位，专利的年均增加率，列第7名。

二、我国国际竞争力相对落后方面

我国国际竞争力相对落后有51个指标，反映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主要是：第一：人均指标落后。在“国内经济实力”要素中，相对列后的是人均GDP（第43位）、人均个人消费支出（第43位）等指标。要提高人均指标，发展经济同时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坚定不移地控制人口增长，持久地搞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经济管理效率不高。在“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要素中，“官僚主义妨碍企业发展”，“政治制度是否适应当今经济挑战”两指标，列46和39名。劳动生产率、公司业绩和管理效率分列在第36、第28和第36位。

第三、金融体制不健全。融资能力列第45位、金融服务列34位、股票市场列32位，中国国内企业在取得外国资金和国内信贷方面列第43位，国内的资金市场和银行对外资企业平等相待列第42位。

第四、国际化程度还不高。参与国际分工程度不高（第45位），与国际信息网络联接还很不够（第45位），企业经理的海外邮件很少（第44位），国内公司进入国外资本市场困难较大（第43位），具有国际管理经济的高级管理人员数量还不多（第44位）。

第五、基础设施落后。“基础设施”总评价列第40位，其中技术基础设施列第45位，运输基础设施列第45位。

第六、国民素质较低。人均享有国家教育经费列第45位，15岁以上文盲占同年的比例也列第45位；劳动力素质列第43位；员工工作态度第41位，厂内培训列第40位，失业问题列38位，生活质量列第42位。

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有待深入

需要指出，IMD《世界竞争力1996年排行榜》及相关报告尽管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但也不宜一概认可，还需具体分析。首先，评价是根据1992年、1993年、1994年几个年份数据综合计算的，因此，据此反映1996年甚至1995年情况，只能有条件地、相对的。

其次，指标之间也存在问题和矛盾，比如，报告中既认为中国“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为第一位，“商品和劳务的进口”为10位，却又将中国的“保护主义倾向”列为45名，这两方面之间显然有矛盾。再比如，人口多如何成为世界竞争力强的指标也令人费解。

第三，有些结论不能令人信服，比如，韩国世界竞争力公认是很强的，排行榜列位却低于中国，这恐怕与事实不符。

第四，IMD报告中有些指标和结论与其它国际组织有较大差别，需要分析比较。当然，这并不是否认IMD研究成果的价值，更不是否认“世界竞争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企业竞争日益国际化，国家间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比较和竞争也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使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把提高国家竞争力作为国策。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扩大与国际研究机构合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而努力。

中国不会成为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

（1998年3月）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录：

问：中国经济从1982年以来，除1989年和1990年外，GDP14年保持在8%以上。近5年情况是1993年增长13.5%，1994年增长12.6%，1995年增长了10.5%，1996年增长了9.7%，1997年增长8.8%。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早已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那么，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这种高增长的势头呢?

答：我认为这种势头完全可以保持下去。这有以下四个因素：一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不断解放着生产力，显示出制度创新的巨大力量。1979年农村开始搞大包干，一下子农产品就多了起来，这在改革前是根本想不到的。我国将坚持改革，坚定不移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将会不断地提供新的增长动力。二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也会产生巨大能量。中国经济有强大的供给能力，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每年大中专毕业学生就有200万。有较强大的资本来源，有全世界较高的储蓄率，去年底各种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超过了9万亿元人民币；有较多的外资投入，去年外商直接投资为450多亿美元。还有较大的科技投资，去年仅国企技术改造投资达到3870亿元，技术市场技术产品成交额每年超过300亿元。只要我们面对市场，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国民经济潜在供给能力还会进一步发挥出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将不会有什么问题。三是中国经济仍具有强大的潜在需求。首先是在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方面。比如，未来10年，我国将新增电力装机近2亿千瓦，程控电话近2亿线。各个行业都有新的投资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其次，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中西部需要有巨大的资本投入，并会在几十年内保持低成本的劳动投入。强大的需求，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动力。四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问：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经济要有退有进，这些已经形成了共识。朱总理也提出了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请问您对当前国有企业的问题及发展前景有何看法?

答：国有企业困难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新问题，就是市场问题，如何适应市场来组织生产，配置资源；二是老问题，就是历史包袱重，富余人员多，如何提高效益。针对适应市场问题，方法是“抓大放小”，抓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500多户大型和特大型企业，支持企业进行资本重组，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针对历史包袱问题，国家推行了兼并破产和再就业工程。3年时间里，大约会有30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破产和被兼并，要从现在的国有企业中分流出富余人员大约800万到1000万。政府已下决心要在3年内淘汰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我认为，对国有企业改革如何进行，我们现在已心中有数，办法也是可行的，三五年内，会有较大的成效。

国有企业扭亏增盈在1997年取得一定进展。1996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大中型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6万户，亏损企业约6000户，亏损面为37%。经过深化改革和加强管理，1997年国有企业盈利上升，亏损额略低于1996年水平。多年来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亏损增长的势头已得到遏制，并正在出现好的发展势头，1998年重点要解决纺织业中国有企业的问题。在这个行业中，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约有1031户，涉及职工180万人，解决好这个行业的问题，就解决了国有企业亏损面的17%左右的问题。

问：东南亚金融动荡已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不久前韩国又出现了金融危机，日本金融业也是问题频频爆发。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中国是否会成为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呢?为什么中国可以不被这场金融动荡所卷入?这个问题大家很感兴趣，请您着重谈一谈。

答：中国经济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不良贷款问题，金融秩序问题，房地产也曾有过过热。但这些问题前一段没有使中国卷入金融动荡，下一时期中国也仍然不会出现金融动荡和危机。为什么?我想至少有这样四点：

一是中央政府对此问题认识得比较早，采取的措施比较早。早在1993年，中国经济和金融出现了过热的问题。当时金融形势严峻，货币投放量过大，高利率的乱集资、乱拆借；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加剧，价格上涨过猛，生活消费品价格涨幅已突破两位数。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政府立即进行了坚决的整顿，重点是整顿金融秩序。1993年采取了从紧的措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加强房地产市场的管理；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这样就使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既保持了9%的增长速度，又把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降到目前的1%以下。下一步，中央政府将在适当扩大内需、防止市场偏冷的同时，更加主动地进行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

二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中，以直接投资为主。外商直接投资在引进外资中一直是主要的形式，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六五”期间为21.9%，“七五”期间为30.8%，“八五”期间为70.9%，“九五”期间第一年便达到76%。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是慎重的，有控制的。国内证券市场没有向国外资本开放。因此，国际游资和金融投机活动，不能大规模介入中国的金融市场。泰国短期商业贷款很多，我们主要是国际金融组织和政府间的中长期贷款，短期商业贷款比例很小，对私人进行短期商业贷款我们的管理是很严的。

三是进行了金融体制改革，加快了金融立法，制定和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实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加上进行外汇体制改革，使国家外汇储备从1993年上半年的18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近1400亿美元。对付金融危机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外汇储备、物资储备和财政后备，这些都有所准备。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解决政银不分，政企不分，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行政干预过多等问题，使人民银行依法履行职能和职责，国有商业银行依法行使经营自主权；此外，我们还正在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建设，按照国际通行的办法，改革和健全金融业财务、会计制度和存贷款内控制度，提高资金质量，防止不良贷款的积聚和挤兑。这些都有助于防止金融出现危机。

四是中国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现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下还没有自由兑换。国家对资本项目监管是比较严格的。我们一直在注意区分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并加强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收支管理，这也是防止大量游资冲击的一个方面。我国的汇价水平是以市场汇率水平为背景确定的。有比较充裕的外汇储备，可以保持这一水平。最近一段时间，我国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对防止东亚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的赞赏。中国人民币不会贬值，这既是对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动荡的支持，也是中国国内经济状况良好的反映和需要。国际金融投机家们在汇率差和利率差上做文章，我们并不怕。因为，我国的汇率水平是以市场汇率为基础形成的，基本反映了市场上外汇的供求关系。我们的利率水平会适时进行调整。东南亚金融动荡后，我们更重视了汇率和利率的真实价值。

中国工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

(1998年5月)

判断中国工业的竞争力，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至少有两个：一是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竞争力是提高还是下降了？二是中国工业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上的位次如何?

1中国工业结构市场化方向的变革，使工业整体的竞争能力在提高

截止1996年末，我国工业资产总额已达85730亿元，比1980年增长16倍，工业增加值29083亿元，增长5倍；工业总产值增长9倍，上缴税金增长了13倍。一些重要工业产品，如煤炭、粗钢、水泥、棉布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化肥、化纤、发电量居世界第二位；家用电器、计算机、通讯器材和轿车等，发展很快。从90年代起，工业品短缺已基本解决。至于中国工业经济竞争力，比改革前有所提高，当时中国产品出口以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为主，现在机电产品成为第一位的出口产品，船舶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已排在第三位，仅次于日本和韩国。

但是，从整体上讲，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来讲，中国工业竞争力还是比较弱的。因为我国工业发展走得是高速度、低效益的外延型扩张道路，结构问题没有解决，主要是基础工业滞后于一般加工业，我国基础工业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相比，没有什么优势了；半数以上的加工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企业规模结合不合理，在适合大规模生产的行业，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工业的地区结构严重趋同。要提高我国工业整体的竞争力，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总体效益高的产业结构。

2中国工业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上位次正在提高

一国的工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国家竞争力强，一国的工业竞争力也是强的。但是，国家竞争力不等同于工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有众多指标组成，直接涉及到工业竞争力的指标至多在20个，而判断国家竞争力的指标为十个大类，几十个方面，二、三百项指标，我国国家竞争力在各国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处上升趋势，这从一个侧面在说明工业竞争力也是提高的势头。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每年都发表关于各国世界竞争力排行榜。这种排行榜按八到十个大类、四五十个方面、二三百项指标对近50个国家进行的综合评价，这些指标2/3源于统计，1/3源于企业家调查。1993年世界竞争力报告首次列入了中国，当年在与俄罗斯、印度等转轨国家比较中，中国名列第一。1994年中国加入分项目比较，但未参加总评排序。1995年是第一次参加全部项目比较并排序，排名第34位。1996年上升到第26位。世界竞争力的有关报告及其排行榜中对中国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的优势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参见表1)。

表1  1994～１９９５年中国国际竞争力状况的总体评价

		1994年	1995年	1996
	中国竞争力总评价排位	34	26
	八项要素排位：
	国内经济实力	3	2	2
	国际化程度	41	34	23
	政府作用	14	12	9
	金融环境	39	38	37
	基础设施	43	43	40
	企业管理	45	41	30
	科学技术开发	23	27	28
	国民素质	38	37	35

注：本表资料由国家体改委体改所提供。

从我国国际竞争力优势分析可以看出，(1)我国增长速度列世界前沿，有4项为第一，即GDP增长率，人均GFDP增长率，国内总投资增长率，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工业生产增长率、服务业增长率、零售业增长率同居第2位；国内储蓄额增长率、固定资产总值和农业增长率同列第3位。(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在“政府作用”这一要素中，排名前列的有12项，排名列后的仅4项。指标显示，中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下降，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提高。比如，税收在GDP的比重低(第3位)，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低(第2位)，对企业补贴低(第11位)，政府政策透明度高(第7位)。而“少数企业主导市场的程度”列第2位的评价，表明市场竞争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内容。综上所述，它反映了我国政府制度改革取得长足进展。

转轨时期消费者行为分析

（1998年6月）

由于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发展很快，人们难以一下适应，我国家庭还需要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明白到参与的过程。比如，商品市场上的新商品出现很快，对有购物有很大吸收力，同时，对高档耐用品购买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新出现了买房买车中的专项贷款等，这些都使转轨中消费行为呈现出不稳定的特点。就社会而言，贫富差距拉大，消费行为二元化，挥霍式消费与高恩格尔系数的消费并存。

转轨中收支的不稳定，主要来自制度变迁的影响。一方面是收入来源不稳定：人们的收入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走向市场，完全按市场来获得收入，这其中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市场中的高收入层。到1996年底，全国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高收入户已有600万户，家庭资产在百万元以上约有100万户，另一种是市场经济中的低收入层，这两种人收入都不稳定，变化较大；相当部分的人是双轨制收入，靠单位拿一份工资(但因改革，单位本身变化相当大)，再从计划外获得一些收入；还有一部分人仍然是以计划内的收入为主，收入相对稳定，但长期收入的前景不明。二是预期的支出不稳定；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教育制度等正处于改革之中，尚未最后定形，有的办法是改革后又再改，需要一步步完善。但总趋势是，住房、上学、看病，越来越多要靠个人帐户支出。因此，使人们在转轨中消费心理很难稳定，处于不安和等待之中。由于收支两个不稳定，造成预期的可支配收入的不稳定。人们难以把握到底有多少钱是在无选择支出后可用于选择性消费支出的，甚至不能保证未来收入能否保证支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心理极不稳定，被中国学者们称之为消费心理不成熟，比如，调价会引起大规模的抢购，乐观预期时产生超前消费，悲观预期时又产生过强的货币需求或强制性储蓄。

无论处于什么经济制度和收入条件下，人总是存在生命周期。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条件下，人们的生命周期中碰上了经济转轨这一特殊阶段，收入和支出条件正处于动荡之中，人们消费支出的方式与一般市场经济下是不同的。因此，称之为生命周期的特殊阶段。这一阶段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中国经济改革已20年，再有10年经济转轨的基本任务就取得成效。因此，人的一生中可能有一半时间在转轨中度过。对不同的人来讲，或青少年阶段，或中老年阶段，情况又是不一样的。需要把生命周期阶段与转轨的特殊阶段结合起来分析。在转轨阶段上的消费心理，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改革初的10年，这种不稳定反映在消费购物上有选择性偏差，比如，集中动用储蓄和超前消费，同步化的“排浪式”消费，甚至出现过抢购问题。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在国家包住房、包教育、包看病基础上，家庭对未来消费没有风险预期，因此，一旦收入有较大较快提高(包括补偿性收入增加)，就会出现半生命周期现象；即用以前的储蓄，解决当前超收入的消费，不顾及也没发现以后的消费支出，尤其是养老会自己承担的问题。通俗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也不会喝凉水，住房、上学、看病、养老有公费”的潜意识在固有轨道上运动。这一阶段，反映在储蓄是短期化倾向加剧。90年代以后，半生命周期现象在向全生命周期规律发展。现在消费者已适应了消费档次的拉开，银行利率的调整，价格水平的变动，按个人需求购物，尤其是养老、医疗、各类保险和子女上学需求的长期储蓄动机大为提高，这是走向从持久收入和生命全程考虑消费支出的重要转变。

转轨经济中的消费行为与计划体制或市场体制下的消费行为有重大差异。计划体制下是稳定的单调划一的消费行为，消费者面对一个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品市场，没有多少东西可供购买，也没有多少收入可去购物。大家都是低工资，都享受着公费医疗和福利性住房，因此，消费动机和储蓄动机都很简单，既不会担心个人会有巨大支出，也不用担心利率调整会给存款很大影响。收入虽低，基本生活可以保证；储蓄虽少，花不完的钱总有个地方可存，也备万一急需。这个阶段的消费行为表现为极稳定的、少变化的购物和存款方式。但转轨中商品和服务突然像是从地下涌现出来，新品种令人眼花缭乱。因此，使从计划体制下的消费者不知什么是需要的，不知动用储蓄是否必要，这时，出现了盲从购物、攀比购物、消费雷同等现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转轨中出现的高档耐用品热，彩电、电冰箱和洗衣机3大件普及速度相当快，从1984年到1986年的3年时间，每百户居民拥有3大件的数量，上升了5倍。多数中国家庭把拥有3大件视为家庭必需品。这是一个多年来强制性消费受压，一旦被释放后爆发出来集中强烈购物的景观。

我们预支未来的贷款之所以会受阻，主要在于制度的不健全，这与西方银行制度太健全引出的流动性约束还不一样。现在不论是购房还是购小轿车，银行正在尝试消费信贷的品种和条件，信贷条件近于苛刻，还不能为大众真正地充分地利用；借款方也须树立信誉，而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对没有大量储蓄又要透支未来的消费者而言，这种愿望难以实现。假设消费信用有朝一日达到现在发达国家水平，那也意味着“流动性约束”将取代现在的“信用消费制度约束”而已。

如何看待网络经济

（2000年3月）

对待网络经济，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国要积极参与，一种认为中国要抓点现实问题，不要去跟风。我基本上属于第一类观点，但也希望能吸收第二种意见中的合理处。合起来，就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发展本国的网络经济，但态度要积极，不能等待。

第一种观点可概括为：认为网络经济发展相当重要，现在全世界的网民达到3个亿，

到2003年将达到10亿人。如果不跟上这个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将要永远落后。认为不要把网络经济当成部门经济，而要看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认为网络引起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大致上可归为4点变化：一是政府组织方式，是纵向由上而下，而网络要求的是横向互动组织，因此，是纵向联系向横向联系的变化；二是产业组织将虚拟化，通过互联网，组织分散化、小型化的生产和流通；三是网络无视国界，是跨国的。四是经济周期以及总供求格局会发生一种变化，摩尔定律使产品价格不断地下降，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原来习惯的物价上，价格上升与失业互换，现在不一样了。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不要过分宣传网络经济，尤其不要一窝蜂在网络经济上投资，不要去趟这一轮“混水”。如果十五规划强调网络经济和高新技术，各地会为得钱，全在这方面搞项目，这可能出现新的重复建设问题。关键还是实用技术，不是高科技。既然是发展中国家，就不是前沿国家，利用的就是“后发”优势。美国人的夕阳产业，不一定是我们的夕阳产业，我国住房、交通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补课。中国人没信用卡，如何发展商业订货网络？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展望

（2000年11月）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十周年之际，展望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发展，虽有风险，但确实是很有意义的，愿就教于证券业各位先生。

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展望

―――将成为经济总量大国。按现在汇率计算，按现在GDP增长速度算，

十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可以进入前四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若按购买力平价算，将超过日本和德国。现在GDP大致格局是，美国8万多亿美元，日本4万多亿，德国2万多亿，英法意均一万多亿美元，中国今年刚超过一万亿美元。若考虑大中国概念，中国经济总量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大国。

―――将成为经济网络大国。一是通讯、电信、信息的网络化，资金运动网络化；二是能源网络化，如电力网；三是立体交通网络化如物流网，旅游网等。

―――将成为带动亚洲经济较快增长的动力大国。沿海城市带形成，港深和上海成为两大发动机；中西部全面超赶而起飞；台湾经济融入度深化；华人资本不断投入等，将导致中华经济协作圈形成，成为对东亚、东南亚乃至亚洲经济的强大拉力。

二、 中国体制改革进程的展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一是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已形成，并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二是所有制改革大步进展，私人投资的保护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法规；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健全并发挥作用。

―――中国经济全面与世界经济规则一致化起来，并反过来使中国经济法治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的众多深层次问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两大体制改革将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成为重点。二是政企关系合理化，形成法规；三是党政关系更规范化和法制化；四是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初步形成并发挥作用。

三、 中国资本市场作用的展望

―――资本市场增长很快，已具相当规模，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1990年A股才发行4个亿，到1999年底股票发行规模为4500亿元；1999年底股票市价总值为26500亿元，相当GDP1／3（据说今年已过半）。10年后，股票市价总值超过GDP。

―――资本市场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形成有力的联系，尤其是国债市场，使货币政策作用更有效。

―――资本市场对支持股份公司、支持骨干企业和新型企业发展将起巨大推动作用。

―――资本市场将成为个人金融资产选择和合理组合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