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西论国际经济

谈谈美国的地区差距及治理经验

（1997年6月）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缩小地区差距,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此,《党校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李晓西博士。

记者:地区差距在世界上有一定的普遍性,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您曾去美国考察地区经济问题，请问美国区域差距现状如何？

李博士：从总体上看，美国区域差距不是很大。就1994年数据看，美国几大地区包括东北区、中央北部区、南方区、西部区等人均GDP都在2万美元以上，但没有超过2.5万美元的。如果从州的人均GDP看，差距大一些。美国人均GDP最高的州是阿拉斯加州，人均GDP高达49401美元，人均GDP最底的州是密西西比州，才15157美元，最高州与最低州之比为3.2倍，但低于中国最高最低省区比值4.2（1994年辽宁贵州比）。美国各州中，GDP总额最高的两个州是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而这两州曾经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后来居上，有例为证，对我们坚定中西部将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无异是有益处的。

记者：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美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政策？

李博士：美国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确有自己的特色，有不少成功经验，值得参考。我把美国联帮政府在促进落后区域发展方面的各种措施，归为以下五个方面：1、促进增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后进地区经济发展。2、减缓通苦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帮助落后地区的低收入者。3、根治贫困政策：通过帮助地方教育、科研事业和职业训练，提高人的素质，为从根本上解决落后地区发展提供条件，使落后地区自立自强，最终摆脱对联邦政府的依赖。4、参与开发政策：联帮政府直接出力出人，组成开发机构，在落后地区进行经济开发，支持当地经济发展。5、特别扶植农业的政策。联邦政府从三十年代起，就实行了以价格支持为中心的农业政策，这有力地促进了落后地区发展。

记者：美国制定区域政策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李博士：美国制定区域政策，不是从共同富裕的理念出发，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它没有系统的地区政策，但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却也形成了若干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方法和措施。我将它对落地区财力支持归纳为这样几条原则（1）问题严重原则。一个地区出了很严重的经济问题，没有力量解决，要靠联邦政府支持，如针对洪水泛滥而提供的援助项目。（2）增长有潜力原则。现在落后，但有可能支持一下会发展起来，或者将对美国整体经济作出贡献的区域，可能会优先得到联邦财政支持。比如，开发田纳西，除因洪水问题，也是看到其丰富的电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开发南部，除了反危机因素外，还因为南部资源条件可发展军工，北方资本正在涌入南部，增长有望。（3）直接原则。不以行政区划为受授单位，直接确定若干受援区或增长中心，给予支持；或是治理超过几州辖区的河流、修跨州的高速公路。（4）个案原则和项目原则。不是从一个特区或如美国南部或西部入手，不是对某个区域的所有领域都提供支持，而是通过法律的个案方式，依照法律规定，以具体项目为主线，进行规划和操作。（5）公开竞争原则。联邦财政给各地拨款项目中，有相当比例是在报纸上公开的。要获得联邦政府支持，各地要申请，要通过各地间的竞争来取得。

记者：应如何评价美国的区域发展政策？

李博士：美国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其区域政策在整政策体系中，并不具有重要地位。谈不上政策的区域政策，完全是让经济自由放任的发展。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理论影响下，罗斯福政府才开始试行了一些支持部分落后地区的政策。时至今日，美国财政对专门解决区域问题拨款比例也是相当之低的。若干为支持区域发展的拨款项目，或是面临被取消，或是年年在压缩，甚至“美国经济开发署”本身是否有必要存在，国会也在激烈争论。尽管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落后区域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绩，但区域政策起的作用，应该说还是很有限的。从总体上讲，美国区域政策是局部性的，分散式的，非系统的。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重视区域差距问题，区域政策更全面一些，系统一些，其作用可能会更大一些。在强化市场调节为基础手段的同时，加大区域政策调控的配合，可能会比只靠市场机制解决区域差距所花费的时间要短得多。当然，美国的有些措施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的。如国家经济管理方面的权力制衡，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是重要的，等。

记者：我们应从美国的一些做法中汲取什么经验教训呢？

李博士：美国地大物博人口相对少，人力自由流动比较容易，几次人口大迁移都是东部向人口少的西部或南部区域的大流动。中国人口众多，近十年的几次人口迁移，都出现了人口相对少的地区向人口集中的城市流动。资本流动也是类似情况，不是向落后地区流动，而是向发达地区流动，与美国开发西部南部时情况不同。国情不同，解决区域问题办法肯定不同。那种完全靠人力、资金的自由流动、完全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的主张，在我国是不现实的。我国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的最大难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好既依靠市场机制、又不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既发挥中央调节协调作用，又发挥地方主动性。

记者：您对我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李博士：一是我们现在在区域划分上，把整个中西部都作为国家要支持发展地区，这是否范围太大。在国家没有这么大财力的情况下，中西部对国家支持的期待，可能反而会产生负面的效果。能否把中央政府扶助的省区控制在五、六个之内，分阶段地较为集中地进行帮助。二是我们在区域政策方面，考虑和设计到了各个方面，既有多种内容的经济支持，还有社会发展（包括文化、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支持。但过于庞杂，难以操作，建议能强化重点项目。三是如何理顺开发扶贫的关系。扶贫是因其贫困，开发却不仅因其贫困，还要依期发展潜力。要防止把相当部分的开发资金投在贫困但发展潜力相对不大的地区。能否成立“开发署”这类机构，用“配套拨款”的方式，通过竞争办法，调动各地开发经济上的智力和财力，力求用同样的钱，实现更大的效益。同时，从中选择一些县界相邻、省界相邻的增长中心区，给予重点支持。四是国家参与、协调跨区大交通、大水利建设，是对地区发展最重要的支持，是区域政策中重要的组部分。五是建议在我国中西部地带省区中，建立地方政府的贷款担保基金，为中西部企业贷款和引进外资进行有选择的贴息或担保服务。

东南亚金融危机考察报告

（1998年8月）

1998年4月份我率团赴泰国、印尼、新加坡和韩国，对其金融危机进行了实地考察，这里是考察成果之一。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展

1997年7月泰国爆发金融危机，泰铢贬值，股市大跌。据泰国财政部介绍，7月底外汇储备300亿美元，美元债务却高达884亿，无力偿还。1997年8月5日，泰国内阁向IMF提出援助。IMF遂与泰国达成协议，答应提供172亿美元信贷贷款。双方于1997年11月和1998年2月，又两次达成进一步协议。IMF总裁康德苏曾表示，泰国落实协议进展不错，将为泰国提供备用贷款。1998年5月，泰与IMF进入第四次谈判。

泰铢贬值祸及印尼。7月14日，印尼放弃维持汇率，听任市场波动，印尼盾大幅贬值。印尼商工部介绍说，“印尼欠外债1180亿美元，其中220家私人公司欠650亿美元，短贷长用，现还贷困难，美元升值更使雪上加霜。” 印尼于1997年9月向IMF求援。1997年10月IMF同意提供400亿美元。第一批30亿美元在11月到位。这一协议由于印尼执行不力半途而止。1998年1月又达成第二个协议，仍没能恢复各方对印尼经济的信心。1998年4月谈成第三个协议，新协议旨在消除人们对政府改革诚意的疑虑。

1997年上半年，韩国韩宝、大农、三美、真露和起亚等大企业相继破产，银行不良贷款剧增，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外信用等级下滑，部分金融机构还债陷入困境，外商信心动摇，外汇大量抽走，美元一时紧缺，本币不断贬值，股价连续下跌，政府权威下降。时值东南亚危机，遂内外受困。韩国政府于11月向IMF正式提出紧急金融支援要求，IMF12月4日召开紧急会议，通过210亿美元短期性债权援助，并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日本等共同宣布了总额57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汇率、短期债务和股市波动

1、金融危机中的汇率走势

汇率变动是金融危机最先发生和最具力度的反映指标。金融危机说到底，是一国金融机构、企业对外商和外资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对外支付困难，源于美元不足；外汇市场上，本币汇率必然贬值。下面是1997年7月1日、年底、98年2月末、3月末和5月14日这五个时点上的汇率。

四国货币的美元汇率和增减幅度

	1/7/1997	31/12/1997	+/- % *	27/2/1998	31/3/1998	14/5/1998	+/- % *
泰铢	24·70	46·80	—47%	43·025	39·05	38·94	—37%
印尼盾	2432·6	5550·0	—56%	8900·0	8625·0	10750	—77%
新元	1·4305	1·6770	—15%	1·6180	1·6160	1·6438	—13%
韩元	887.80	1415.20	—37%	1652.60	1378.80	1435·5	—38%

*指同1997年7月1日汇价相比

表中所示，1997年底相对1997年7月1日，四国货币全部贬值，除新元外，泰铢、印尼盾、韩元贬值幅度都很大。1998年5月14日，相对97年底汇率贬值幅度，泰铢回升了10个百分点，新元回升了2个百分点，韩元继续下降1个百分点，印尼盾则又下降了21个百分点。这种态势反映出，泰国金融危机到了头，正在回升；新加坡影响不大，且向好的方向变化；韩国控制住了局面，而印尼金融形势仍在下降走势中波动。从汇价指标变动中得出的初步看法，在考察座谈得到了证实。

明确合理的汇率水平有助于判断市场汇率偏离程度，这里需简介当事人估价。泰国中央银行认为一美元兑泰铢40左右基本合适；泰财政部认为在一美元兑34至38泰铢水平可达到均衡点；计划发展委员会认为，1998年一季度，一美元可兑35铢到38铢，根据这一指数，泰国已度过艰难时期，这种估计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论。IMF认为1996年泰铢高估20%，1997年贬值过大，低估2%。

关于印尼盾与美元的合理汇率水平，印尼贸工部负责人说：“3500到4000卢比（印尼货币单位）兑一美元，是合理的汇率，有助于偿还贷款。但卢比兑美元到5000，经济就可以复苏了。”IMF和印尼中央银行外汇局认为，“6000水平的汇率是比较合理的”。印尼财政部财经观察委员会主席说：“1997年十二月，我说金融危机看不到底，现在我已看到底了。”近日由于社会动荡，虽未到底但已见底的经济形势，又在恶化。

韩国产经部认为，1996年韩元汇率700是高估了，现在1300，年底可能达到1200，比较合理了。我驻韩大使馆参赞认为，1400到1300的汇率比较合理了。1998年1、2月份1600过低，而1997年7月的900则高估了韩元。

综上，合理汇率水平的不同看法接近，除印尼外，现实汇率与合理汇率趋近。

2、从短期外债看金融危机

	泰国	印尼	韩国	正常比例
1997年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	75%	91%	58%	100%
1997年到期外债（亿美元）	457	342	675
到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比例（%）	65%	62%	68%

产生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是短期外债比重过高。短债长用，搞非生产性投机。高估且稳定的汇率和利率，刺激了大量短期外债流入，炒股票和房地产，造泡沫，获虚利，结果不能按期还债，就出现了支付危机。90年代后成立的大批金融公司，在向海外短期融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正面临关闭或整顿。

新加坡开放程度最高，但由于没有外债，外汇储备很高，财政和经常项目盈余，因此，没有出大的问题。但泰国、印尼、韩国情况相反，外债很多。泰国盘谷银行负责人认为，“1995年私营部门外债占外债主要部分，其中80%是不足一年的短期外债。1996年私营部门借外债达730亿美元，其中短期债务增长更快。IMF允许短期债务延期，才缓解了金融危机。”  印尼外债1337亿美元，其中230亿1998年到期，230亿中30%已获延期。5月11日后的社会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定拨付的30亿美元援助可能延后，亚洲开发银行也推迟召开印尼贷款会议，这使印尼债务困难更为严重。  韩国1996年末统计有1047亿美元外债，1997年发现还有500亿海外短期外债没有统计在内。在IMF安排下，外国银团今年3月底把韩国的230亿短期外债延长为1至3年的中长期外债，韩又发行了40亿美元的全球债券，这才使金融危机有所缓解。

3、从股价变动看金融危机走势

四国股市价格变化

	1/7/1997	31/12/1997	+/- % *	27/2/1998	31/3/1998	14/5/1998	+/- % *
泰国股市指数	527·28	372·69	—29%	528·42	459·11	367·87	—30%
新加坡海峡时报工商指数	1981·28	1529·84	—23%	1615·4	1629·2	1322·03	—33%
雅加达股市综合指数	731·62	410·01	—44%	482·38	541·42	405·94	—4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758	376	—50%	548	481	352·83	—53%

*指同1/7/1997比较

股价指数能反映金融危机。股价会因外资大规模抛售股票而大跌，也会因上市公司外债偿还困难而导致股价大跌，股市和股民信心动摇，又加深股价震荡。上表所示，泰国、新加坡、印尼、韩国股市价格在1997年年底跌幅很大，使总资产价格大大下降。据统计，从1996年11月25日到1997年12月29日，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韩国股票平均收益率分别为—0·3%、—0·1%、—0·2%和—0·2%，全为负值，同期美国则为正值。5月中旬，相对于3月底，四国股价均在继续下跌。

三、影响金融危机走势的因素分析

加剧金融动荡的不稳定因素。

1、印尼因素。印尼有2亿人口，国民产值占东南亚近一半，与东盟国家、日本和韩国经济联系很深。日本在印尼投资达270亿美元。印尼政治和社会继续发生动荡，印尼盾将会继续贬值，债务更难偿还，就将引起东亚的连锁反映。印尼与IMF于4月份达成了协议，开始认真履行协议；美国等也都不愿看到印尼出现大的动荡，希望印尼局势能稳定下来；苏哈托控制局面还是有一定力量的。因此，现在社会动荡局面可能缓和，印尼经济在下降中趋向稳定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2、国际游资因素。国际游资已达7·2万亿美元，且其游动方向快速、多变，极不稳定，通过金融市场炒作获利。IMF在泰国、印尼和韩国达成协议，部分恢复了人们尤其是西方投资者的信心。大量外资包括游资在逐步地返回东南亚和韩国。这对结束金融危机，是必要的，有利的。但印尼动荡为外资回流又蒙上一层阴影。

3、日本因素。日本经济实现好转是稳定亚洲经济的关键。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亚洲的一半，在亚洲投资和贸易巨大。为摆脱危机，东南亚各国需要日本更多进口；要恢复信心，也需要日资入市或实业投资。如果日元贬值失控，极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日本国内经济六年不振，金融大案接二连三，近日汇率又在大幅贬值，但出现全面危机可能性不大。一是日本有雄厚的外汇储备；二是日本与美国经济紧密联系，美不能坐视日本经济崩盘；三是日内阁正在改革财政金融制度，调整政策，扩大内需。因此，日本经济的动荡虽对亚洲经济带来很大冲击，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但也是有限的、不会失控的。

缓和金融动荡的因素在加强。

1、美国因素。亚洲经济形势受美国影响很大。帮助解决金融危机，美国是有实力的。美国利率调整，直接影响到游资流向、纽约股市走向和各国证券市场。美国直接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IMF在解决金融动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袖手旁观，后对与美国经济利益关系大的国家提供经援，旨在减少美国的损失。美国态度正在由消极变得积极，开始介入东南亚和韩国经济调整。

2、人民币因素。中国人民币不贬值，不仅是在出口上帮助东南亚各国，更重要的是，在稳定和恢复东亚各国信心上，成为重要精神支柱，这是克服金融危机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使欧美资本增强了返回亚洲的信心。

四 、东南亚、韩国经济恢复需要三年左右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是有区别的。从四国有关部门、专家的观点和其主要经济指标看，东南亚、韩国经济经济恢复有望，但不会很快。

东南亚和韩国金融实力尤其是外汇储备能力受到严重损伤，但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被摧毁。高达30%的储蓄率、良好的基础设施、较高的教育水准、以及开放的贸易体系都是有利条件。东南亚和韩国经济用三年左右时间可以恢复。

1、泰国经济恢复前景分析

泰国主要经济指标

	1995	1996	1997	1998一季度
GDP增长率	8·8	5·5	0·0	—2·0
消费增长率	7·1	6·7	0·4	—1·5
投资增长率	11·2	6·0	—8·7	—11·6
通货膨胀（CPI）	5·8	5·9	5·6	8·8
出口增长率（美元计算）	24·7	—1·9	3·8	3·3
进口增长率（美元计算）	31·8	0·6	—13·4	—3·1
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	8·0 （逆差）	8·1 （逆差）	0·8 （逆差）	1·3 （顺差）

资料来源：曼谷银行（即央行）研究部提供

上表所示，出口情况和经常项目有好转，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是负增长，通货膨胀也创几年新高。因此，短期恢复难，在两年后有希望。泰国政府对经济恢复持较乐观态度，4月9日晚，泰国副总理在给我驻泰大使介绍情况时认为，“今年二、三季度负增长，四季度将回升，明年增长可达2%”。IMF对泰国1998年GDP增长率预测值为负3·1%。亚洲开发银行认为泰国1998、99年均为负增长，然后开始复苏。

2、印尼经济恢复前景分析

印尼主要经济指标

	1995	1996	1997	1998预计
GDP增长率	8·2	7·8	4·7	—4·0
通货膨胀（CPI）	6·8	6·4	9·8	47·0
出口增长率（美元计算）	6·8	8·1	7·5	8·2
进口增长率（美元计算）	24·6	5·7	—1·0	—6·4

资料来源：印尼工贸部等

上表所示，印尼进入了高膨胀、负增长时期。4月9日与IMF签署的第三个协议中，印尼承诺经济增长降低5个百分点，加大整顿和调整力度。IMF预测印尼1998年GDP增长率为负5%，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报告认为，印尼经济1998年GDP将下降3%，其经济在2001年前不会复苏。印尼政治上有三个不稳定因素，一是人民生活问题。失业、涨价、缺粮食。预计年底失业将达到1300万，占劳动力总数的15%左右，危机直接造成的失业有300到400万。二是学潮。学生要求反腐败，反裙带，反涨价，要求政治改革，现已冲出校院，形成社会性的动乱。三是政府腐败严重。但我们也看到，印尼基础建设相当不错，资源丰富，曾是美、日投资的重点国家。不久前，美国公司还在雅加大5个区各买了一个医院。只要政治上保持稳定，三年或更多一些时间恢复经济是可能的。

3、韩国经济恢复前景分析

韩国主要经济指标

	1995	1996	1997	1998
GDP增长率	8·9	7·1	5·5	—0·8至—0·2 （全年预计）
通货膨胀（CPI）		3·6	4·2	10·8（全年10以内）
出口增长率（美元计算）	24·0	14·1	5·3	12·0（一季度）
进口增长率（美元计算）	22·0	14·8	—3·8	—35·3（一季度）

资料来源：韩国银行和《证券调查月报98年第3期》

上表反映出韩国经济连续下降、通货膨胀逐年上升的情况。IMF对韩国1998年GDP增长率预测值分别为：—0·8%；韩国发展研究院认为： “韩国经济危机最坏阶段已过去了，一是在1月底时，商业银行和银团达到协议，推迟短期债240亿；二是政治上权力平稳交接；三是外汇储备回升，现在达300亿，最困难时才30亿。但实质经济问题很大。1998年GDP增长为负1%。现在工业投资下降，增长恢复的动力主要在贸易方面，出口增长恢复较快，大约为8—10%，1998年预计顺差达200亿至250亿美元，占GDP的15%；因韩元贬值造成的价格上涨将平稳下来。”大宇经济研究所认为：“今年800个上市公司（含银行）有150个倒闭，失业率将达到8%，经济增长率可能是负3·4%。明年可望好转，经济增长率可达到2·4%。”

综上，从经济层面看，泰、印尼、韩三国，经三年努力，可能出现出口能力、投资能力、还债能力、应付国际市场和国际金融变化能力以及信心和竞争力的较大提高。

五、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对我有利的影响：

1、中国经济地位相对上升。1991中国GDP仅相当于日本的12%，1996年达到18%，1997年增至21%。中国比东南亚各国产出水平上升50%，其中70%来自币值波动，30%来自实际经济增长。在东南亚危机中，中国相对实力上升，好比“水落石出”；下一步则需要“水涨船高”。

2、我国外汇储备相对份量增长。据不完全统计，泰国损失其外汇储备32%，印尼损失了22%，马来西亚46%，菲律宾17%，韩国35%。东亚地区本国外汇储备高于基准规模（   注：外汇基准规模是根据一国进出口贸易水平及稳定程度、长短期债务的本息额度、外国直接投资的盈利及再投资比率、各种非经济风险等概算出来的。）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新加坡，香港，台湾，日本和中国。

3、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总体经济体地位上升。亚洲金融危机中凸现了两岸三方合作的必要性，也对区域金融、经济合作提出新课题。这对下世纪我国实现统一是有利的。

对我负面影响：

近期会影响我实现GDP增长8%目标。东盟国家和韩、日等国，因投资能力和进口能力下降已减少对我投资和进口。今年前三个月，我国重要的国际商品交易会来自东南亚的客商减少三成左右，与东南亚、日本、韩国商品成交金额均下降在30%左右。今年向韩国、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玉米、水产品等将下降。一季度东南亚、韩国等来华投资能力明显下降，已使我国结汇减少。三资企业已不能维持几年来在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高比重、高增长的格局，对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大下降。

东南亚金融危机负面影响将逐步增大。现在周边国家币值不稳定，结算困难和预期混乱，同时结构调整还刚开始，出口生产能力有限，因此，近期对我出口影响还有限。但一、两年后，这些国家币值稳定下来，出口作为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挟贬值之助力，与我出口竞争中有优势可居。现在这些国家币值低而利率高，对外资尤其是流动性高的外资有很大吸引力，低价拍卖的金融公司和上市公司引起欧美资本兴趣。一、两年后，这些国家经济稳定下来，工资成本有所下降，资本品价格下降，外资回报率相对提高；加上纷纷出台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因此，中期在吸引国际产业资本上与我竞争将加剧。

六、化解和利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

第一、分阶段地、灵活地把握“人民币不贬值”

我国政府领导人关于“人民币不贬值”的表态，受到四国政要和学者极大敬意，在政治和经济上，是非常成功的。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滞后期大约1年到1年半，如果我人民币保持相对升值，扩大出口困难可能加大。因此，需要在“人民币不贬值”的大题目下进行小调整。“人民币不贬值”的一年期含义是维持人民币1997年平均汇率水平不变。“人民币不贬值”的两年期含义是，人民币维持1997年和98年两年的市场汇率水平不变。如果1998年人民币市场汇率小幅下降，则可顺势对人民币汇率作小调整。此阶段人民币目标汇率可能低于当前含义的汇率水平，但仍略高于市场汇率。“人民币不贬值”的三年期含义是，人民币不相对升值。两年后，东南亚、韩国经济在恢复，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产品出口压力加大，资本市场对外更开放，人民币需要根据市场汇率适时较大调整，使我出口能在平等基础上参与国际竞争，也防止国际游资利用汇率高估进行冲击。

第二、积极推进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

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机会。东南亚国家开放商品市场，取消对部分商品垄断，降低了某些商品关税，有利于我扩大出口。下一步加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将会提供商业合作尤其是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新机会。我国大西南各省（区）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丰富，已与东南亚国家有过较多接触，初步形成了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的意向，现在是落实合作的好时机。

第三、借鉴正反经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金融体制实现开放与监管的同步。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安全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大事。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是开放很快，监管无力，国家宏观管理出现大的漏洞。开放应与监管同步进行，要加强金融法规建设，完善外债统计监测，健全经常项目汇兑、资本项下进出的管理。当前重点是加强对外资固定回报率、利用远期信用证搞借债、外资银行担保的内债转外债等变相外债的管理，坚决防止出现债务偿还危机。

二是提高外汇体制应变能力。我国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必要的。现在看来，需要在“灵活调整”和“适时浮动”上进行制度化的改进，提高应变的灵活性。应继续保持强大的外汇储备以应不测。供三个月贸易所需，这是商品贸易为主时代的外汇储备理论。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中，外汇储备应包括防止国际金融风险部分，中国成功的实践，为此提供了脚注。

三是解决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是债务偿还的危机，也有债权损失的危机。东南亚国家和韩国，政府下决心清理债务，同时，减少债权损失。他们进行大规模地整顿金融机构和大企业。金融危机发生后进行这项工作，成本比较大，对经济影响比较大。我国早已开始了对金融机构整顿，这是必要和及时的。现在可以通过借鉴，加快整顿速度，提高整顿质量和效果。整顿既可以停下来进行，也可以在资金运行中进行，后者成本要小得多。对亏损的国有企业贷款，要坚决停止。

第四、调整结构、发展高新技术

借助人民币币值相对上升压力，迫使传统产业加快升级换代，加快产品结构调整进展，加大对优势企业在名牌开发、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上的支持，是防止金融、经济危机的重要方面，也是面对一两年后国际竞争加剧的必要措施。这次金融危机也显示出，国际金融冲击是以高技术和信息化为基础的。信息产业越发展，信息工具越完善，对付金融冲击的能力才越强。金融危机促使我们加大科教兴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力度。

第五、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合作和经验交流。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当债务国要求帮助时，IMF提出的条件是相当严格，令当事国痛苦。但IMF对解决金融危机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中国决定在IMF框架内提供援助，是明智的，正确的。既获得了受援国的好评，也加强了与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大国的合作，加深了对国际经贸关系的了解。这对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完善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的技术操作，是有益处的。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关系。

IMF援助泰国、印尼、韩国的背后

（1998年10月）

作者在实地考察基础上，撰写此文，意在从今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印尼、泰国和韩国进行援助一事入手，深入探究援助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受援国有什么反映?应如何看作IMF的援助?

IMF援救泰国、印尼、韩国的背景

1998年7月泰国爆发金融危机，泰铢贬值，股市大跌。据泰国财政部介绍，7月底外汇储备300亿美元，美元债务却高达884亿，无力偿还。1997年8月5日，泰国内阁向IMF提出援助。IMF遂与泰国达成协议，答应提供172亿美元信贷贷款。双方于1997年11月和1998年2月，又两次达成进一步协议。IMF总裁康德苏曾表示，泰国落实协议进展不错，将为泰国提供备用贷款。1998年5月，泰与IMF进入第四次谈判。

泰铢贬值祸及印尼。1997年7月14日，印尼放弃维持汇率，听任市场波动，印尼盾大幅贬值。印尼商工部介绍说，“印尼欠外债1180亿美元，其中220家私人公司欠650亿美元，短贷长用，现还贷困难，美元升值更使雪上加雪。”印尼于1997年9月向IMF求援。1997年10月IMF同意提供400亿美元。第一批30亿美元在11月到位。这一协议由于印尼执行不力半途而止。1998年1月又达成第二个协议，仍没能恢复各方对印尼经济的信心。1998年4月谈成第三个协议，新协议旨在消除人们对政府改革诚意的疑虑。IMF谈判代表尼斯认为，新协议主要目的是恢复信心，稳定金融形势。

1997年上半年，韩国韩宝、大农、三美、真露和起亚等大企业相继破产，银行不良贷款剧增。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外信用等级下滑，部分金融机构还债陷入困境；外商信心动摇，外汇大量抽走，美元一时紧缺，本币不断贬值，股价连续下跌，政府权威下降，时值东南亚金融危机，遂内外受困。

韩国政府于11月向IMF正式提出紧急金融支援要求，经过协商，1997年12月3日签定了意向书。意向书包含韩国财经部长和韩国银总裁署名致IMF康德苏总裁的信，表示韩国接受IMF金融援助的条件，附报韩《经济改革纲领备忘录》。IMF12月4日召开紧急会议，通过210亿美元短期性债权援助，并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日本等共同宣布了总额57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IMF援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泰国与IMF第三份协议的要点：一是提出1998年宏观经济新的预测指标，GDP下降3到3.5个百分点，通货膨胀预计达11－12％。进口下降，经常项下出现4％的顺差。

二是在金融部门调整，明确了56家被关闭金融公司的资产处置的步骤和措施，拍卖两个政府金融机构——拉德哈纳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政府组建的“金融机构发展基金”(其资金来源是政府担保的债券)对3家私人银行进行资本和人员的重组；外资参与金融机构重组不受限制；金融机构进行资本重组时，政府承担保护储蓄者和债权人利益的责任；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进行贷款分类。

三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1998年M2增长5％；取缔复式外汇市场；税收增加到占GDP的二分之一，消减不太重要的投资项目；年内实现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百分之四；从国外借入90亿优惠信贷支持国内流动资金贷款。

四是加速私有化，1998年将出售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泰国电力发动有限公司和动力第二公司、国有石油公司的股份，购买股份不分内外；1999年底前使泰国电话机构和通讯实现公司化和私有化；中期还将实行铁路和港口的私有化。

泰国在给IMF的信和附件中，婉转地反映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一是要把迅速稳定汇率放在首位，不能再任其波动。二是实现IMF要求的1％的财政盈余有困难，预计会出现1.5％到2％的财政赤字；为防止经济过紧，财政政策将支持必要的支出。三是在紧缩银根的同时，采取步骤保证重点经济部门得到足够信贷。四是因为失业上升，实际工资下降，需要适当扩大开支、强化社会安全网。这些修改意见的实质是，缓解由于IMF提出紧缩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

1998年4月，由印尼经济、财政和工业事务统筹部长吉南加尔签署送IMF总裁康德苏的信、《印尼经济与财政政策补充备忘录》及七个附件，反映了印尼与IMF达成的第三个协议内容。主要有：一是宏观经济指标及政策；1998年初印尼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将GDP增长调整为负5％，通货膨胀超过45％；全年预算赤字转为占国内生产总值3.2％，而经常项目由占GDP2.5％的赤字转为占GDP3％的盈余。继续实行高利率政策。

二是银行重组；要有效地接管四大银行，加强“印尼银行重组机构”的资金和独立性，财政向它转移价值80亿元；关闭16家无法生存的银行，对占印尼中央银行借款75％的7家大银行进行资产和人员重组，代管54家弱小银行，合并两家国有银行，取消7家小银行的外汇许可证；实现银行百分之八的资本充足率；政府对商业银行组进行债务担保；降低关税，力争把财政赤字控制在相当于GDP3.5％的水平；起草国有银行私有化法律。

三是对贫困人口财政支持和必需品的补贴削减；维持贫困家庭主要水费品大米和黄豆补贴，但将提高糖、面粉、玉米、鱼类制品价格；提高国内燃料价格和电费，减少财政补贴。

四是国有企业改革及私有化：成立专门的国有企业部，专管164家国有公司，出售国内电信、国际电信、港口基础设施及管理、收费公路、棕榈油农场、水泥生产等18家国有企业股份，推进私有化进程；取消垄断，停止各种垄断特权；扶植中小企业和合作社发展。

五是对主要产品如食品、胶合板、丁香、油棕以及基础设施等重要产业，允许中外私人资本参与投资；取消对所有牛奶工业的保护(原规定，国内牛奶商进口六吨，必须购买国内一吨牛奶)；降低化工产品、渔业产品、铅等进口关税，取消木材、棕榈油和矿产品出口的关税；取消对进出口的限制。

六是政府推动金融性公司和工商公司外债债务的重组，组织债权人与债务人进行债务重组的谈判，政府有限度地为企业承担少量外债；政府将担保印尼私有企业通过一个“合理汇率”获得外汇来偿还外债，要求债权人同意延长债务人本金偿还期限。

七是破产制度改革及相关法律的制定。

1998年2月7日由韩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签署给康德苏总裁一信，附《韩国：经济方案备忘录》。主要内容是：

一、宏观指标及政策：1998年GDP增长1％，通货膨胀要略低于两位数；经常项目顺差80亿美元，达到GDP的2.5％。货币政策上，保持高利率，以稳定外汇市场；汇率政策保持弹性，央行干预仅限于平稳性操作；外汇储备在6月底争取达到300亿美元。财政政策方面：赤字仍可能达到GDP的1.5％；增加失业保险支出，占到GDP的0.5％；消减政府预算和压缩政府支出，冻结政府工资，缩减公共项目投资等。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保证基金，由21万亿元提高到57万亿元。

二、金融部门重组：关闭十家商业银行，由新组建的“监管当局”托管。再审欠债的20家商业银行的恢复计划，未通过评估者营业执照将被取消，通过者1998年6月底资本充足率要达到6％，1999年6月底前达到8％。重组韩国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政府在韩国存款保险公司股份达到94％。

三、资本账户自由化：取消对金融机构发行货币市场工具的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和经纪公司在韩建立子公司，取消合资中对外国投资股权的限制，控制金融机构的短期对外借款。

四、贸易自由化：取消四项大宗产品的出口贸易补贴，将113项产品进口分两年时间取消限制，按国际惯例制定进口许可程序，重申对TWO作的金融服务自由化的承诺。

五、劳动力市场改革和社会安全的建设：劳工界、商界与政府达成“三方协议”，为劳动力再就业提供更多条件和便利；就业保险基金预算由0.7亿元增至2万亿，对失业补助金提高13个百分点；从1998年5月1日起，失业补贴面从有三十个雇员以上的公司扩展至有五个以上雇员的公司。

六、公司管理和重组；要求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符合国际准则，减少以至取消子公司之间的互相担保，提高小股东发言权，企业收购兼并并自由化，允许外国投资者接管韩国非战备性公司。

IMF对韩国援助是空前规模的。韩国央行承认，IMF以及由它组织的金融援助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速度最快的一次援助。十二月四日第一批援助规定，三年宽限期后，用两年时间，按季度分期等额偿还。IMF每半年决定一次付息利率，近期的利率为4.4％。两星期后，确定第二批援助为35亿美元，援助期为两年，每年可提款两次。IMF会员国援助资金在220亿美元以上：其中日本最高为100亿美元，美国次之，为50亿，德、英、意、法均为12.5亿，澳、加各10亿。世界银行援助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援助40亿美元。

对IMF援助的评价

三国政府部门均肯定了IMF的作用。泰国财政部告诉我们，“向IMF要求援助是我们解脱危机的机会。当然我们要和IMF讨价还价。”当我们问IMF对实现贸易自由化是否要求过快?印尼央行货币管理局非常肯定地回答：“有人觉得这些条款太严厉，但这是唯一的选择。”韩国银行一份报告在详尽例举IMF对韩国支持的资金来源后称：“认为IMF对韩国资金援助规模不够充分，效果不大，是对IMF的特别照顾和国际机构惯例不够理解而导致的。我们对积极帮助克服外汇危机的IMF以及提供破例援助应表示衷心感谢。”三国的反对党对IMF协议批评较多。当然，由于掺杂着政治因素，一些评论有片面之嫌。

三国民众对IMF援助条件有多种反映。关于金融机构重组和保护存款人利益的要求是受民众欢迎的，取消补贴和调高价格就不受欢迎。韩国民众反映强烈。汉城到处可见打着“IMF”字样的广告，意思是说，现在是IMF时代，高消费时代过去了，我们的东西价格也便宜了，快来购物吧。失业者也打着IMF的标语，意思是“我失败了，破产了”(即将IMF演绎为“I AM FAIL)。大宇集团反映，“IMF要求我们与发达国家一样的企业管理，要求过高。现在由于金融危机，IMF提出要求，只能照办了”。韩国证券市场管理委员会认为，“IMF条件没法不接受。现在得病了，药苦也要吃。中国最好不要得病。中国吃药亚洲受不了。”

笔者认为对IMF援助工作应予肯定。IMF本身不是赢利性机构，其资金源于各成员国认购，本金所有权不属IMF。1997年，IMF拥有2000亿美元资本，亚洲金融危机后，IMF总裁康德苏提出增加1600亿元。美国国会及社会上很多人反对。经反复争论，美国认缴扩大部分的18％，IMF基金总额达到2880亿美元。援助资金数额巨大又没有商业利润，在这种非正常的特殊贷款中，IMF面临巨大金融风险。货币、财政变紧政策和金融、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有助于保证还款，这是可以理解的。高利率和取消价格补贴会使近期经济出现困难，但对恢复外资信心，稳定和恢复汇率正常水平有用，这是IMF根据全球大部分国家五十年经验提出的。当然，IMF援救工作中存在负面成分。比如IMF对韩国提出了“允许外国投资购买国内各种金融商品没有任何限制，允许外国投资购买国内公司债券进行投资没有任何限制”，做为谈判前提条件提出，有乘人之危谋利之嫌。对中国来讲，IMF提出的谈判条件，对中国金融体制以至经济体制改革有参考价值。借鉴它们，有助于进行主动地、自主的改革，防止高成本、大震荡的被动式改革。

今年国际经济走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999年1月）

对于1999年的世界经济形势，目前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会比98年要好一些，另一种认为99年世界经济形势将更紧张。支持后一种观点的论据主要为：金融危机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亚洲经济仍将处于调整期；俄罗斯经济会继续恶化；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经济也将受到打击；美国的经济泡沫开始破裂，经济下降已成定势，甚至可能出大问题；国际金融秩序明年将出现更严重的动荡。

我认为1999年世界经济将好于1998年。经济会有升有降，但幅度都不会太大，既使发生区域性振荡，总的上仍是好的。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从国别经济总体看，经济的成长面大于下降面。亚洲已具备恢复性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包括日本对东南亚的510亿贷款、美国已由隔岸观火转为积极干预、亚洲在人力资源、工业基础、高储蓄额等方面的增长优势等等；其次美、日、欧盟仍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三，可能出问题的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印尼等，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很小，很难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大局；加之相对稳定的中国及亚经济，使得1999年世界经济将好于98年。

第二个原因是，明年世界金融秩序会比98年稳定一些。目前世界金融自由化的观点正在受到挑战，香港率先对投资资本进行的有理有利的斗争，拉开了全球与投机资本斗争的世纪性国际大战的序幕，并已得到很多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认可或理解。并使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重新认识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换言之，看到了金融市场自发调节的局限性。因此，明年是酝酿新的布林顿森林体系的一年，是世界金融形势比今年稳定一些的一年。金融稳，经济兴。

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的预测也表明，1999年世界经济发展会比98年略好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报告认为199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比98年增长0.5个百分点，在2.5%左右；世界银行虽然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并非强劲有力，但仍是向上的。

1999年国际经济走势将在下列几个方面影响中国经济：

——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9年世界经济不论下降还是比今年略升，对我国出口的压力都将更大。一是亚洲购买力不旺；二是同类产品竞争将加剧，尤其是今年本币贬值的国家，在渡过市场混乱和信用失效的阶段后，出口竞争力将全面提高；三是今年出口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欧洲、俄罗斯和拉美，我国上半年对俄罗斯出口增长了40%，如果1999年俄罗斯和拉美经济出问题，便很难保证其对我国出口增长的带动作用。四是美国国内经济如果出点问题，与我贸易逆差之争将加剧，贸易保护可能会加强。

——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1998年由于汇率的剧烈波动和下降，使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大为减少。预计1999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将保持1998年水平，或略有下降。

由于国际整体经济的变化，使外资在国际市场上选择余地不大，中国相对而言，仍是比较好的投资地。尤其是台湾资本，明年估计会有较大上升。但明年国际上融资借款要大大下降。另外，目前国际资本对转型经济及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信心开始动摇。今年两次资本大转移，一次是从俄罗斯转到日本，第二次是从美国转到日本，就是信号。现在一些投资机构如摩根斯坦利等，也想从中国撤资，这既反映了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迷乱，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基本面使投资者开始怀疑。

——对我国汇率的影响。明年国际形势将有利于我国继续稳定人民币币值。近期日元升值已大大降低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并有助于我国出口及香港的资产升值和股市转好，只是对引进外资和还外债造成一定的压力，我们欠日本相当于400亿美元外债，日元升值，我们还债压力就大一些了。总之，从今年情况看，人民币稳定对我国来讲是利大于弊的，对出口影响只是一方面，而且，贬值对出口刺激也是很有限的。

——对我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明年世界经济走势对我金融体制改革的正面影响要增大。因为现在对金融资本的自由化有所批评，有助于我国对金融开放的保护。同时，我国金融改革自身仍会主动地根据国情需要推进，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会因进一步吸取国际经验而加强。

我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几点看法

（1999年7月）

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东亚经济曾经有过高速发展的时期，从1965年到1990年，东亚23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年人均GDP增长在5-6%，其中有个经济实体日本“四小虎──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和东南亚3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增长速度尤其惊人。世界银行把这8个实债优良的经济实体，作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范本，出过一个“东亚奇迹”的书。当然，这8个经济实体情况也有差别，但确实存在共性。

我认为，东亚（尤其是东北亚）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有六个：

1、  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前面。在经济起飞阶段，政治上以及经济决策上是集权的。

2、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表现在宏观管理和调控上干预程度相对大和强。但这种干预是以市场运作为基础的，是谨慎的。

3、  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为主导进行的。

4、  较高的国内储蓄和投资水平，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5、  对外实行开放，突出表现在对利用外资（有的重视直接外资，有的重视间接外资）的重视。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视。

6、  成功的出口导向战略，使出口额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大大提高。

二、亚洲金融危机是否说明了东亚模式的破产？

1997年下半年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对东亚模式产生了怀疑。不少学者认为东亚模式失败了，甚至归因于亚洲文化是失败的最深层的原因。对此我是不同意的。

去年我们曾去泰国、新加坡、印尼、韩国这四个国家考察金融危机情况。在泰国与大使馆座谈时，我提出一个观点，现在出现金融危机，并不说明东亚模式失败了。东亚模式好比三级火箭，不是这个火箭全体出了问题，而是在换级点火时，出了问题，没有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和结构。现在我仍坚持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一个使这么多国家和地区，迅速发展了近二十年的模式──这是对其经验的高度概括而已──，竟然因一时出问题就要全盘否定之。

进一步，我想指出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外因是不可低估的。对于比较弱小的国家和地区，即使内部结构比较完善，制度比较规范，也经不起大的投机资本的炒作。98年9月后，在香港、俄罗斯、巴西和美国长期投资公司发生的故事，说明确实有巨大的投机资本，利用杠杆作用，借用和调动超过自己资本百倍以上的资金，冲击亚洲一些国家的地区的股市和汇市，从中牟取暴利。固然内因是重要的，正如一句中国谚语讲的，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但对一只老鹰来讲，无缝的鸡蛋也要叮，一叮就一个洞，再好的内部结构也没有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强调的是，东亚模式有可能完结，但其历史意义是长远的。

三、东亚经济2001年可望复兴

在去年的考察中，我们曾用汇率、短期外债率和股价变动这三个指数，来判断亚洲受冲击的这些国家是否已到了谷底；同时，从对泰国、韩国、印尼等的经济指标和经济基础分析中，我们提出，东南亚和韩国恢复需要三年左右时间，因为虽然他们的金融实力尤其是外汇储备能力受到严重削弱，但其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被摧毁，高储蓄率，良好的基础设施，较高的教育水准，以及开放的贸易体系等，都是有利条件。加之IMF的贷款支持，三年即2001年可以达到危机前水平。这个判断现在看来仍是站得住的。今年以来，泰国和韩国的表现，使我们更感到从现在起两年恢复是有望的。

四、日本经济九年低迷徘徊是东亚模式的必然现象吗？

1990年以来日本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  %

年  份	国内生产总值	批发物价指数	消费物价指数	失业率	货币供应量
1990	5.1	2.1	3.1	2.1	8.2
1991	3.8	-0.6	3.3	2.1	2.5
1992	1.0	-1.6	1.7	2.2	-0.1
1993	0.3	-2.9	1.3	2.5	2.2
1994	0.6	-1.9	0.7	2.9	3.1
1995	1.5	-1.0	-0.1	3.2	2.7
1996	5.1	0.1	0.1	3.4	2.3
1997	1.4	1.5	1.7	3.4	3.1
1998	-2.8	-1.6	0.6	4.1	4.0

注：除失业率指标外，其他指标均为与上年相比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1999年，《日本统计月报》1999年4月。

东亚模式，是一个高增长的模式，而作为典型意义的日本，90年代以来陷入了低迷之中，这是否是对东亚模式的否定？

我认为东亚模式确实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有一点需要指出，东亚模式可能会成为一种历史性模式，而不是永久性模式存在。今后，是否还会有比较具共同性的经济增长道路，很难断言。因此，现在东亚各国出现的情况，对东亚模式而言，已不具有典型的意义。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本，可能对其出现现在这种情况，也会看到东亚模式的某种成因，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或说宏观调控出现较大失误。一是在1990年面对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严重局面，日本政府和货币当局反应麻木，迟迟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直到1991年7月1日，日本银行才开始下调利率。二是在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上摇摆。1991年下半年开始采取刺激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5年四季度经济出现回升势头，1996年经济增长达5.1%。对此，日本政府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转而实施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税和紧缩开支两项政策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被迫改变紧缩性的政策取向，转为再次实行一系列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措施。最近日本经济出现好转迹象，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1.9%，扭转了去年负增长的态势。但是，日本经济仍面临诸多障碍，今后的走向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为奥村洋彦教授《日本“泡沫经济”》一书为序

（2000年5月）

日本经济一直倍受人们关注。它奇迹般地持续高增长，使日本在短短一二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日本人民不仅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利益，也为亚洲人民树立了一个不甘下游、奋发图强的榜样。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的泡沫经济，再次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大家在问：现在日本经济出现的问题，是否是全球性通货紧缩的一个局部，因而不仅是日本经济的问题，也是世界经济的普遍性问题？泡沫经济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还是由于政策操作上出现失误，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人在思考，日本经济出现的新问题，与前些年中国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有多大的异同性？他们解决这些经济问题比如通货紧缩的思路，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启示？

奥村洋彦教授在这个时候，以其多年积累和研究为基础，完成了这本《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发展、崩溃与金融改革》专著，对大家感兴趣的诸多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回答。他从理论的整体框架出发，以日本近年的泡沫经济为实例，对比美、英等国情况，深入分析了市场经济中金融的不稳定性，分析了泡沫经济形成中的人为因素和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因素。作者特别强调了市场经济各种主体行为变化，以及引起行为变化的预期因素作用，并把这种分析置于制度变迁、政策规定的框架之内。同时，作者对政府政策的尖锐批评意见，显示出作为一名学者的独立思考和社会责任感，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我们从本书获益颇多，很受启发。中国有句话古话，“开卷有益”。在信息爆炸时代，这句话的可行性要打折扣。但对本书而言，这句古谚语并不过时。

在我们分析和讨论泡沫经济这一重要问题时候，世纪交替的钟声响了，新旧经济分分合合的运动已成为时代的潮流。网络和电子商务在迅速扩张，电子信息网络企业受到股市超常规的追捧，一夜暴富的“网虫”成为大学生的偶象和英雄，而我们那些正在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和现代经济理论，更不要说传统的制造业、农业和古典经济学了，居然在一眨眼功夫要被划入“旧经济”范围之中了。与此相关的是，我们讨论的泡沫经济、金融震荡这些东西，究竟是“旧经济”的遗产，还是“新经济”的胎衣，似乎也成了一个热点话题。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可能就对作者有了新的期望。        由于本书是以1987年到1997年的经济为背景，因此，本书的分析主要侧重于传统市场经济运行出现的新问题上，着力点在于对“旧经济”进行新思维。显然，这种对刚过去的经济生活比较新的系统概括，是很有价值的。然而，1998年以后的几年，“新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固有模式，正在突破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思维。这种形势，已开始影响到我们对传统经济的理解和分析。这种判断如果有道理的话，对传统经济与“新经济”关系的关注与揭示，会有助于产生更为新颖的观点，会有助于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我们的研究。

最后，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表示祝贺。相信作者和译者的劳动会给中国读者带来很多的收获。希望中日两国的学者能进一步加强在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