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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

  • 2005-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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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对外开放
不能过高估计扩大国外市场对改革和发展的作 用
（1990年6月）
有同志提出，当前要通过扩大国外市场，促进改革和发展。这个观点对不对呢？面对当前的国内市场形势，能否通过扩大出口，以外带内，促进改革和发展经济呢？我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扩大出口是有意义的，但不能过高地估计对外出口的地位和作用，应当看到扩大出口能力和作用的局限性，应把以外带内与改内促外结合起来，并立足于改内促外。
一、发展出口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意义。在当前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内外贸争货源的矛盾已大大缓和，这是有利于扩大出口的；中国和苏联经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以及两国贸易中较强的互补性，也是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苏贸易的；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沿海出口加工区已具有了较强的出口能力，一批高档家电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享有了一定的声誉，有扩大出口的潜在市场等等，都是扩大出口的有利一面。近期内若能扩大出口，对缓解国内市场的疲软，对扭转对外贸易的逆差和增加外汇储备，对提高偿还外债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好处。在国内总供求紧松两难的情况下，下好发展出口这步棋，是有价值的。
二、扩大出口的不利因素。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大背景下的扩大出口还是以政府出口冲动为主导的。用外贸部门的一句口头禅来讲，就是创汇多少取决于“要美元还是要人民币”的政策。因此，国家财政状况越好，对出口的激励越强，出口的增长就越快，反之反是。显而易见，我国当前的财政状况既不能承受过快的进口增长也不能承受过猛的出口增长。其次，扩大出口不仅是我国的出口生产能力是否还有潜力的问题，还有一个能否占领国际市场贸易份额、能否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问题。不能不看到，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并不是很强的，产品的质量和售后的服务等各方面还是比较弱的，有待改进的；我国的不少出口商品由于享有国家的出口补贴，因此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反倾销的对象；同时，国际关系中还有一些非经济的因素在影响我国出口的扩大。再次，我国国内市场还未能成为自由竞争的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在不少方面，我国在进出口方面还是通过数量控制（如许可证制度）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保护本国的市场，这种情况下，扩大出口也会常遇到相应的贸易璧垒的。再有，在国内价格体系仍未理顺、汇率不合理和国内市场调节很不正常、产业政策向重工能源和交通倾斜的情况下，资源配置的外向型转移是不太可能的。最后，如果联系到我国近些年的出口增长速度已经相当之快，我国对外贸易额在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到相当可观的比重，1987年就已达到27.9%的高度，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可以知道，要想在此基础上再大步地扩大出口并以此为中心组织国内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
三、把以外带内与改内促外结合起来，并立足于在改革的基础上扩大出口。中国是一个十亿人的大国，经济要变成外向型的经济不能急于求成。只有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国家与出口企业之间的关系，解决企业经营自主权和财务的软约束问题，才能形成以企业出口冲动为主导的强有力的出口基础；只有通过深化汇率体制的改革，扩大出口才能摆脱财政补贴的拐棍；只有进一步深化价格体制的改革，使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才能不断提高。总之，扩大出口有重大意义，但要适度，要与对外开放的其它各领域相协调，如外经、外汇、外资、进口等携手共进；要与国内发展与改革的步子协调，谨慎地、有计划地、分阶段地进行；要在以改促内的大前提下，去实现以外带内。
对九十年代外汇规划的几点意见
（1990年10月）
在制定中长期的规划中，外汇问题与外贸、外资、外债等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也是对外开放、涉外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本文就提高汇效益和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谈点看法。
一、提高用汇效益应成为外汇问题十年规划中的一条大政方针
人所共知，在有关外汇问题上，“扩大出口创汇”是作为一条大政方针加以强调的。相比之下，“提高用汇效益”强调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受到忽视。扩大出口创汇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提高用汇效益更是关键的关键。如果引进不当，用汇效益不高，资本结构不能完善，创汇能力不能增强，国际收支逆差尤其是经营项目逆差就将是难以克服的，债务危机也就是难以避免的。
八五时期提高用汇效益的主要内容应是：在现有的宏观管理格局下，尽力提高计划内、外的外汇使用效益。提高计划内外汇的用汇效益体现在外汇的分配、外汇的流通周转和外汇的生产效益上。计划内外汇资源的分配在我国主要是通过计划部门实现的。如何提高行政性分汇的效益，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这里首先要求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计划的科学性，这是提高分汇效益的关键和前提；其次，实行外汇使用的责任制。建议试行计划内用汇的竞争式申请制度，使国营大中型企业享有用汇的平等权利。根据权责对等的原则，用汇单位得到平价外汇时，应承担与权利对应的责任，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总之，用汇数量要与用汇的压力、代价相联系，以迫使部分经济效益不高的企业或提高经济效益，或放弃对平价外汇的盲目争抢，杜绝各种浪费和糟踏平价外汇的现象。在创汇企业与国家的分汇中，应保护企业的创汇能力，允许企业先还贷汇，然后再与国家分汇。对国营企业留成或自有外汇的使用上，应简化审批手续，以提高用汇效益。
九五期间提高用汇效益的主要内容应是：改革现有的外汇资源的宏观管理格局，理顺创汇管理部门与用汇管理部门的关系，提高外汇使用效益。用汇效益不高，从宏观管理的角度看是由于创汇与用汇管理部门的不相关，外汇经营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职能没分清。例如，我国外贸部门以创汇为中心，分汇则是以计委为主，国家外汇结存部分，除部分留成给创汇地区、单位外，绝大部分由国家计委按综合平衡的计划和外汇收支计划，分到各部门、各地区，进而到项目、企业。如何通过财政这个纽带，把创汇部门与分汇部门的权责利关系联系得更合理、更紧密，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另一方面，外汇政策、行政管理与外汇经营管理的关系也应理顺。这涉及到外汇管理局与我国可经营外汇的银行，以及一些职能管理部门等各种关系。
二、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九十年代外汇体制改革和提高用汇效益的重要内容
为提高创汇和用汇效益，有必要充分利用并进一步发展外汇市场。九十年代仍应由国家制定和调整汇率，但这并不是说，有控制、受干预的市场汇率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九十年代的外汇市场及其市场汇率应作为官方调汇和官定汇率的重要补充而存在，并且继续向前发展。换言之，九十年代双重汇率的局面是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但外汇市场的比重和作用将会进一步扩大。
鉴于九十年代国内的宏观调控机制和市场机制仍不能完全强化的特点，可先采用出口结汇证的办法，部分开放国内外汇市场。对非国有的企业出口创汇后，可向银行换取结汇证。结汇证在一定时效期内可以在外汇市场上自由买卖。进口单位组织产品进口，在领取进口许可证后，可通过外汇市场筹集外汇，即按市价买到的结汇证作为进口所需的外汇证。国有企业创汇的留成部分，亦通过这种形式进入外汇市场进行调剂。
用结汇证方法部分开放外汇市场将有利于国家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发放不付人民币（代表外汇金额）的结汇证，减少货币投放；还可以通过向外汇市场投放付人民币的结汇证，有计划地稳定市场汇率，同时获取一笔收入，以回笼货币，紧缩通货。
用结汇证方法部分开放外汇市场将有利于在外贸领域用市场调节来补充计划经济。在出口方面，大部分出口创汇按官方汇率结算（这主要是计划内创汇需上缴中央财政的部分），另一部分出口创汇可以依据商品种类获得一定比例的结汇证。开放结汇证的外汇市场，意味着对不同产品出口实行了有差别的货币贬值。出口生产企业通过高于官方汇率出售结汇证，得到一笔来自进口单位的价格补偿，出口生产得到鼓励。同时，国家可以用分配不同比例结汇证的办法，来引导出口商品生产按国家需要与规划去发展。在进口方面，除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需品使用官方汇率外汇外，其余相当部分商品进口将不再依赖平价外汇，而要通过市场去购买结汇证，用市场价的外汇组织进口。这样做的结果是，借助于市场机制，给用汇单位增加了压力，促其提高用汇效益，体现了“谁用汇谁补亏”的原则。按结汇证外汇市场价去进口，也使进口商品的销价靠近了同类商品的国外价，降低了国内外市场价差，有利于今后统一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价格。总之，开放外汇市场，将有助于提高用汇效益，尤其是计划外的用汇效益。
组建中国式综合商社
（1991年7月）
综合商社是日本流通领域中最重要的商业组织形式。它是一个以贸易为主，多种经营，集贸易、金融、工业、运输和海上保险于一体的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其特点是综合经营、规模宏大、自负盈亏、股份合资、有限竞争。日本现有九家综合商社，如九红、三井、东棉、伊滕忠等，其进出口额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一半，它们对国内市场的稳定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我国，现阶段组建这种性质的商业组织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由商业、外贸、物资等部门的流通企业进行横向联合；二是民间商业资本的大规模集中。前一种方法依托行政力量的支持。在现阶段将会成为流通中的主力，但要尽量实现“两权分离”，提高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后一种方法有赖于市场法规的健全，在现阶段应有所控制，尤其是在自有资本额和管理人才方面，要严格审查。综合商社之间，以及它与其它商业组织之间，将会存在竞争，但由于其数量极其有限，经济实力雄厚，它的竞争将是一种垄断竞争，有限竞争。”
综合商社在我国将会起这样一些作用：1、有助于提高商业企业的经营水平。综合商社是拥有庞大资本的企业集团，经营的商品包罗万象，许多中小企业之间的市场流通在这里都变成了企业内部活动，既节约了大量交易费用，又可使企业实现规模经济。2、有助于开拓国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既需要流通组织具有经济实力，也需要十分灵活的经营方式；既需要在国外广设分支，又应最小成本地综合利用这些销售渠道，这正是综合商社的长处。它将对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发挥积极作用。3、有助于减少国家对商业企业的补贴。4、有利于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综合商社的实力，对各类商业企业有巨大的调控和引导力量。国家通过参股，可对综合商社进行必要的调控，这就使国家用有限的财力，实现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在对外贸易上，综合商社对抑制多头对外的自相残杀局面，会起到作用。
国际环境变动不是中国经济波动的首位因素
（1991年8月）
九十年代之初，西方各国经济普遍出现不景气。美国经济最糟，已出现衰退，失业率上升，公司大量破产，银行大批倒闭，经济增长下降为八年以来的最低点。欧共体近期经济状况也不佳，一九九一年预计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至2%，而通货膨胀率可能上升到5%。日本经济自去年年中也开始出现增长速度减慢的征兆。西方二十四国组成的经合组织一九九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2%，失业率则可能上升为6—7%。苏联东欧经济的生产不振，市场萧条，通膨胀严重，则已成为不争之事实。
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减慢，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衰退，对中国经济会有一些影响。世界市场的不景气，会影响中国外贸出口。在进口方面，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尤其是海湾危机的影响，已使中国进口商品的到岸价格有上升的趋势。与海湾市场有关的商品如原油、尿素、合成橡胶等的进口额，占中国进口总额的20%左右，这部分商品价格在去年底就已上涨8%以上。加上国际航运运费和保险费成十几倍的上涨，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将有20%以上的升幅。在与苏联的贸易中，苏联经济状况不佳，没有足够的货物参与交换，这已经大大限制了中国对苏的进出口规模，今年改为现汇交易后，预计两国贸易额还会有些下降。另外一点是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问题会重新突出。
但是，这次世界经济的增长减速是短期的，据预测一九九二年后又将回升，而且各国经济变化情况不同，有的下降幅度大，如美国；有的下降幅度小，如日本。因此，从整体上并不能对中国对外经济构成威胁。还有，中国毕竟是内向为主的大国经济，有较强的经济独立性，外部变动从来未构成为内部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而且，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可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机会，这包括财力、人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输出等等。
从国内市场国际化到世界经济一体化
（1993年5月）
如果说，在一九九一年以前，对外开放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更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尽快实现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对接，对外开放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1）把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推向全国。
特区经验的全国化已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内容，成为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途径。当然，这还须有一个过程，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一方面是特区经验本身还有待全面的向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则提升，另一方面，全国广大地区还有一个从本地实际出发学特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
（2）按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加快外贸体制改革，大步降低在进出口贸易中的行政干预，变数量控制为关税调节，一步步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
（3）引进外资上新台阶——把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变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中外企业的一视同仁，变双向扭曲的不平等为平等的国民待遇，加快三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在引进外资中，从去年以来已显露出一个苗头，就是中华经济圈雏形的开成，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引进外资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之一。经济圈的形成，说明外资的深入程度，不仅是点，而且成面；不仅量大，而且运营辐射力强。进一步开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引进外资，就要促使经济圈的形成和完善，使其在大陆经济起飞中起到牵头的作用。
（4）国内市场国际化和国内外经济一体化。
国内市场国际化，是指从国际经济发展和分工的全局出发，规划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统筹配置国内外两个资源为我所用，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发展中国经济，以取得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优的途径。要实现国内市场国际化，就要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开放中国的市场，实行自由贸易的国际贸易政策；就要使国内价格向国际市场价格靠拢，最终实现国内价格国际化；就要进一步改革汇率制度，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成为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性货币；就要在生产、销售、消费内产品取得国际化标准，使国内产品取得国际化产品的资格。在这方面，真正实现国际化，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和体制的完善过程。
国内市场国际化，是国内外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阶段。最终，还要实现国内外经济的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一国经济通过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致于同他国经济进而与世界经济形成一种彼此依赖、相互依存的经济有机体的过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就应在对外开放的诸方面加大深度，使外贸、外资、人才和技术交流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也使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国际贸易体系中，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成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份。
进一步全面对外开放
（1993年9月）
自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地区和领域越来越广泛，对外开放已走向内外接轨，国内经济外向化已发展到国际国内市场初步一体化的新阶段。
市场国际化和国内外经济一体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内市场国际化，是指从国际经济发展和分工的全局出发，规划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统筹配置国内外两个资源为我所用，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发展我国经济，以取得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优的途径。要实现国内市场国际化，就要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开放我国的市场，实行自由贸易的国际贸易政策；就要使国内价格向国际市场价格靠拢，最终实现国内价格国际化；就要进一步改革汇率制度，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成为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性货币；就要在生产、销售、消费多领域中推进国际化标准，使国内产品取得国际化产品的资格。在这方面，我国经济多年改革开放，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度，但真正实现国际化，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和体制的完善过程。
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及新的外贸体制的建立
对外贸易是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发展对外贸易，有助于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有助于资源合理配置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技术水平。对外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两大部分。进口、出口的增加都表明了一个国家与其它国家经济联系的加强。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就应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减少进出口方面的行政限制，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降低关税方面的人为障碍，减少进出口许可证限制，对少数必要的进口许可证和配额，逐步实行公开招标和拍卖，简化和改进进出口审批制度，变数量控制为关税调节，一步步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不论国家或企业，可通过外汇调剂市场来获取外汇；外贸企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同时，要把以创汇为导向变为利润为导向，对具备条件的各类企业要落实进出口自主权，以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外贸企业发展国际化经营。现阶段，企业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就应不断提高出口额，通过出口的乘数效应，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扩大进口，减少对进口的行政阻力，鼓励国内企业提高产品竞争力，与进口产品竞争。在当前，扩大对外贸易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力争早日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这是我国对外开放走向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提高引进外资水平，健全外资管理制度
在引进外资中，已显露出一个苗头，就是中华经济圈雏形的形成，这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引进外资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之一。进一步开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引进外资，就要促使经济圈的形成和完善，使其在大陆经济起飞中起牵头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排斥其它国家与地区的来华投资，尤其是美国与日本。我们应在亚太经济圈中加强与各国联系，欢迎一切来华的外商。
健全直接引进外资制度的对策：
1、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引进外资的思路。要克服一些人对外资的不正确的认识，坚信对外开放方针的正确性，坚持引进外资的正确方向。2、使外商在华投资逐步享受国民待遇，使三资企业同国内企业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3、进一步放宽外商在国内的投资领域，使外商能在国内商业、金融、航运、航空等领域设资；允许外商以工业产权（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无形财产作为资本投资，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国际通行规则来办事。4、引导和鼓励外商扩大投资规模和提高技术档次。5、以法管好已建立起来的三资企业。6、政府应加强对外资的统筹管理，现在对外管理的部门太多，但缺统一的领导。7、在投资环境中，交通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当外资大量投向内地后，这个问题就为为经营中最令人担心的一环。建议在引进外资中，要考虑如何吸引外资在交通上投资。
三、外汇体制的改革：沟通国内外经济的桥梁
外汇问题与外贸、外资、外债等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也是对外开放、涉外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外汇制度改革第一步：部分结汇以促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鉴于国内的宏观调控机制和市场机制仍比较差的特点，此阶段似先采用出口结汇证的办法，部分开放国内外汇市场。
用结汇证方法部分开放外汇市场将有利于在外贸领域用市场调节来配合和补充计划经济。在出口方面，大部分出口创汇按官方汇率结算（这主要是计划内创汇需上缴中央财政的部分），另一部分出口创汇可以依据商品种类获得一定比例的结汇证。开放结汇证的外汇市场，意味着对不同产品出口实行了有差别的货币贬值。出口生产企业通过高于官方汇率出售结汇证，得到一笔来自进口单位的价格补偿，出口生产得到鼓励。同时，国家可以用分配不同比例结汇证的办法，来引导出口商品生产按国家需要与规划去发展。在进口方面，除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需品列入计划进口使用官方汇率外汇外，其余相当部分商品进口将不再依赖平价外汇，而要通过公开市场去购买结汇证，用市场价的外汇组织进口。
2、外汇管理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在条件成熟时，实现有管理的市场浮动汇率制度，促成人民币早日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要实现这一目标，要取消现行的外汇留成或说部分结汇制度，实行全额的结汇制。所有企业的外汇收入，都要向外汇指定银行结汇，不再给企业和地方外汇留成。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调剂市场，企业可以自行参与外汇市场调剂，也可通过银行代理参与市场调剂。用市场经济办法，来鼓励企业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加快外汇管理的法规建设，维护正常的外汇交易秩序。
牌、市价汇率并轨在近期是困难的。但可以先做到变官方汇率为指导性汇率，而以市场汇率为基础汇率。指导性汇率将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确定。同时，以指导性汇率作为中央银行汇率目标管理的依据。
四、开办经济特区，建立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计划经济条件下，兴办经济特区，是为了进行对外开放的试验，是为了发挥经济特区技术窗口、知识窗口、管理窗口和对外政策窗口和对内对外辐射的枢纽作用。但实际上，经济特区的许多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如实行多种形式的企业竞争，尤其是鼓励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政策，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为主的政策，以香港经济法规为模式而制定的一系列特区经济法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宏观调控的种种新方式等。其中，不少的经验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对特区经济发展乃致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特区应有一种特殊的政策来实行外向经济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特殊政策就已成为了普遍适用的政策，应当推而广之。
特区经验的全国化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内容，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途径。当然，这还须有一个过程，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一方面是特区经验本身还有待全面的向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则提升，另一方面，全国广大地区还有一个从本地实际出发学特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但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迈出这一步。
访问台湾归来再谈两岸经贸关系
(1995年2月)
今年3月，笔者有幸参加了中国新闻社和台湾《中国时报》社在台北联合举办的“变迁中的两岸经贸关系”研讨会。现将此次研讨会上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整理成文，应约提交福建省《开放潮》杂志发表。
一、关于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几个问题
1、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保护问题
研讨会上，台湾朋友较多地提到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只有签订保护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协定，才能真正保护台商的正当权益。提出这个问题，说明大部分台商对这方面情况了解不多。
首先，保护台商在大陆权益是有法可依的。1986年、1988年和1994年先后颁布的《台胞到大陆经济特区投资的三项优惠办法》、《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这都是针对台湾同胞在大陆投资的权益问题所制定的特别法律。而且这些法律条款基本上是符合台商要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十五条内容，与国际上对投资保护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比如，规定不能将其财产征为国有，不干涉自主经营，对外汇的汇出，对财产的的继承，对诉讼的裁决等，都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这些法规，有些台湾朋友知之不多。
其次，还存在误解。举个例子：有台湾朋友提出，去年大陆推行税制改革，台商思想上没有准备，导致在经营策划中出现困难，这是否表明政府对台商投资有压制？这是很大的误解。去年税制改革出台确实较快，各方面准备不足。但这不仅是台商，所有外商，所有“内”商，甚至地方税务部门，都有这种反映，并非专门对台商有什么歧视。恰恰相反，在对台商政策掌握上，有一句话叫：“同等优先、适当放宽”。“同等”，是贯彻一视同仁的不歧视国际贸易原则，现台资被视同外资，按国际经济交往中对一切外资均不可歧视原则，对台资的政策，只能建立在一个平等对待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的同种、同文的一家同胞投资，具有天然的优势，政策上对这种优势当然不会忽视。因此，这种“优先”，体现了一种亲情，一种期待。这一点，一切有洞察力的台湾企业家自然能深切领会到其中的亲情之意。
再次，不够务实。有台商提出，只有签定政府一级双方对等的保护协定，才能真正保护台商权益。这一点显然并不理性。在两岸没进行政治谈判之前，如何定位协定的主体?作为经贸关系，理性的作法，是尽量在经济范围中找到可供发展的机会，让台商能在各国资本涌入大陆之时，早点有所作为。江泽民先生春节讲话中，对台湾方面这种要求，已作了极为善意的表达，同意在民间商定保护问题。这在当前，已是最可行和务实的办法了，也是高度重视台商要求的表现，对此，务实的台商，应当显示出理性和智慧来。
2、台商对祖国大陆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
在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发言涉及到这个问题，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台商多是中小资本，技术不够先进，守法意识低于欧美资本，因此，较低估计台商的有益作用；另一种认为台商实际数量因转道香港而大大低估了，实际上，台资的作用相当大，是大陆引进外资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大陆现在讲“三通”，表现了大陆经济对台湾经济的迫切需求。
我认为，应肯定台资在众多投资者中的较大作用。台湾资本固然以中小为主，但这不仅是来大陆投资的格局，也是台湾经济的基本结构。台资企业中确实有不守法的问题，不可以偏概全。应当说，台资对祖国大陆经济发展起到了有益的、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台资正在向规模大型化、投资行为长期化、投资技术高级化方向发展，而且进展较快，其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如果夸大台资作用，不看到这种作用本质是互利互惠的，就会陷入一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因为，近年来台资在大陆直接投资中的份额并不大，尤其去年，台资在整个外商直接投资337亿中不过占2%，比重很小。世界上相当多的跨国公司来大陆投资，其技术水平确实较高，竞争力也较高，这一点，确应提醒台胞注意。我很赞赏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李宗哲教授在会上的一句名言：“两岸关系如妇人在“害喜”，不能因为恶心、呕吐就不要孩子”。存在问题不可怕，一步步解决就是了。
3、台湾企业“根”应在那里？
鼓励有投资能力的同胞来大陆投资，是希望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共同在一个有可能获得高于世界平均利润率水平的地方得到利益。至于台商企业是否把大陆作为投资最佳地区的选择，当然应对世界各国的投资环境作一比较。企业的总部是否设在大陆，或在台湾，或在香港，都是企业家的自主权利。大陆方面不会在乎更不会强求台湾企业“根”应在何处。
4、注意提升形象的问题。
由于台商在大陆企业已具有很大数量，因此，也出现不少问题。有些是管理方面的问题，有些是自身素质的问题。比如，一些台资企业劳动条件差，工伤事故多，不注意环境保护，实物投资中高估价值，资金到位率低等等。极少数合资企业还存在管理混乱的问题。这些，对台商的形象产生了不利影响，有待进一步改进。
二、两岸贸易如何进一步发展
目前两岸贸易主要特点是间接性、产品结构的差别性和贸易额的不平衡性。到目前为止，大陆与台湾的贸易往来。主要是通过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转口贸易，只有少量货物在通过两岸民间非正常渠道进行。大陆向台湾的出口，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初级产品为主，而大陆从台湾进口的多是工业制成品和附加值高的商品。从九十年代以来，连续几年中，大陆对台湾出口年均下降20%，而同期大陆从台湾进口额则年均增长80%。大陆对台贸易逆差1990年为19亿美元，1993年为128亿美元。这四年中，大陆累计从台湾进口商品247亿美元，对台湾出口的商品只有18亿美元。
两岸贸易往来中呈现出的这些特点，对双方进一步的合作是不利的。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可从五个方面着手。①规范化，通过双方议定的条规来处理贸易中的各种问题，逐步使双方的贸易关系正常化、法制化。②逐步由间接贸易向直接贸易过渡。当然，这需要双方协商，要从实际出发，稳定地前进。近期可能困难较多，但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直接贸易问题就会有新的说法和进展。在这方面与台湾仅一水之隔的福建已具备了基本条件。③开辟多种贸易渠道，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近年来台商在大陆举办商品展销会、贸易恰谈会已成为经常的事，有些已制度化，这些商业促销形式应进一步得到发展。要继续促进两岸贸易恰谈、考察、展览等多种形式的双向交流。④逐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近几年来，台湾在一步步开放对大陆进口品的限制，这是前进的态势。从经济学观点看，在贸易中，最有利的，既不是逆差，也不是过大的顺差，而是贸易收支的基本平衡。不少台商已认识到大幅开放大陆半成品进口的重要性。从台湾经济发展势头看，大陆和香港有可能成为其最大的出口地区，因此，如何看待进口之利弊，如何扩大进口，就成为比较重要的问题。⑤促进两岸贸易合作，探讨两岸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的领域和方式。利用大陆的科研力量和台湾的行销经验，或者双方在有兴趣的领域共同研究，联合开发国际市场。
三、两岸经济合作及旅游业的发展
海峡两岸不仅在投资领域和贸易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在经济交往的其它方面都有了发展。比如，两岸金融界的合作，科技合作与交流，农业的合作，劳务合作等等。
两岸的金融往来取得的进展表现在两岸已实现了双通汇。从台资企业角度看，如果金融问题不解决，融资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据去年四月中新社报道，大陆台资企业及从事两岸间接贸易的台商，其融资中72%来自岛内，且为非正式渠道从第三地间接汇来；向大陆银行贷款约占融资的15%，向大陆的外商银行融资约占13%。目前，台湾华南银行、彰化银行等在香港的分行，已与在港的多家中资银行开办了通汇业务。两岸金融机构建立了往来关系，这是很好的开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保险业务的往来也能开展起来。
1994年两岸召开的各类产业技术合作会议达三十多次。祖国大陆有相当多的科技人才，在相当多的领域中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商品化方面，还比较薄弱，尤其是进入世界市场方面，经验不足，渠道不畅。台湾在这方面具有较强的人力资源和经验。两岸携手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共建科学工业园区，对两岸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是很有吸引力的。
大陆农村广阔，土地资源丰富，农业劳动力资源充沛，气候条件多样，是进行农业科学实验和组建贸工农一体化项目的广阔天地。大陆在政策上，对农业一贯是重视的，鼓励在农业的方面的合作，允许台商来大陆建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开展有关的商业活动。目前，祖国大陆正在推行高效高产优质农业，这正是推行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的好时机。尤其是进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了自主权，学习新技术的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台湾农业这些年的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具有了推广新的农业技术的条件和实力。所有这些，都是两岸农业合作的有利条件。
大陆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较低，而且素质不错。台湾岛内近年来劳动力严重匮乏，劳动力价格上升较快，开展两岸劳务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目前沿海省份对台渔工和远洋船务合作已经开始，且有了一定的规模。福建省仅1993年签订的渔工劳务全同就达1570份，上船渔工8760人次。显然，这种劳务合作是客观需要，而且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近几年，台胞来大陆观光旅游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据统计，自1987年台湾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的限制后，1988年来大陆探亲的台胞就达44万人，占当年来大陆旅游总人数的1.4%。1993年，台胞来大陆人数达153万人，占当年来大陆旅游总人数近4%。从1987年到1994年底，累计来大陆的台胞已达700万人次。台胞之所以来大陆旅游，一方面是大陆旅游资源丰富，另一方面是因为两岸有深远的文化渊源和密切的血缘关系。随着两岸经贸的不断发展，随着两岸关系的正常化，随着双向旅游的兴起，两岸旅游业的前景将更为广阔。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在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中，一定要重视市场的导向作用，一定要务实地解决各种问题，一定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展望二十一世纪，大陆、台湾和港澳之间的投资、贸易和经济合作将会出现新的契机，中华民族的振兴，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所有的炎黄子孙应携起手来。为子孙后代的幸福而共同努力!
增创特区新优势
（1996年5月）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经济特区在管理、产业、人才、科技、环境、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这是特区建设的成果，也是特区实现对外开放“窗口”作用的基础。“九五”时期，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质量和水平要再上一个大台阶，在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精神文建设两个方面走在全国前面，就必须要在体制、增长方式、对外开放和发挥区位优势等方面，增创新优势。
“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特区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要求。关键是要在“增创”上做文章。现在特区在讨论增创什么样的新优势，这里谈点自己的理解。
第一，要增创体制新优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九五”时期，我们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还要用较长时间，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任重而道远。因此，经济特区作为改革“试验田”的历史使命不但没结束，还将有更多新的内容，任务将更为艰巨。特区还要继续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发挥先试先行的作用，力争在体制改革的难点上率先到得突破，取得成功。改革难点在“九五”时期还不少，尤其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对外开放领域，有些改革试验，不宜在面上推开，可以精选一些在经济特区先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向面上推广。
——法制建设方面。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不久前结束的作届四次人代会通过了授予珠海和汕头市立法权，特区至此都有了地方的立法权。如何运用好这个权力，在法制化建设上取得进展，是健全特区经济体制重要一环，也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
——管理方面。近年来，中央、国务院加大财税、金融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取得很大成功。特区利用自己享有的地方立法权，在地方税收征管、地方金融管理运作方面，试行法制化管理，取得了进展，这是值得肯定的。特区政府管理体制，如何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制度创新，保持特区政府机关改革精神，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发扬特区机关开创精神和一流工作作风和效率，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在城市规划、国土、环保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创出新经验，是增创体制新优势的重要内容。
——提高企业活力方面。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特区企业管理水平较高、运行机制灵活的长处，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在平等竞争中发展，也是增创体制优势重要的内容。比如，深圳特区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已探索出一套比较规范的作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各个特区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方面走在全国前面，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取得过不少好的经验。但也不能忽视，现在特区国有企业还存在效益不高，债务不轻，竞争不力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在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上下功夫。如何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是对发挥和增创特区新优势的考验。
第二，要创造增长方式的新优势，我想有三层意思：
——首先，经济特区与全国一样，也有一个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九五”期间，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需要增加的投入是惊人的。我国人均资源有限，再靠消耗大量的资源来追求增长，是不可取的，也是难以为继的。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这一点，对特区同样适用，特区今后发展不能再靠铺新摊子、外延式发展道路。各特区要把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作为增创新优势的中心任务，努力抓出成效来。
——其次，经济特区要发挥已有的经济增长优势。这些年来，特区在发挥人才和技术优势方面，在以较小投放取得较大效益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成就和经验。如何充分利用自己已形成的优势，完善和提升自己的发展特色，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每个特区都应从创造增长方式新优势角度，对照检查一处自己以前搞过的发展规划，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提高。
——再次，经济特区要挖掘增长潜力。这些年来，特区经济中，高新技术企业比重很大，贡献很大。这批企业，管理方式、经营理念、产品功能、资本运作，都有很多特色，具有一定的国际先进性。这是特区最大的增长潜力。因此，如何进一步发挥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方面的优势，与国际市场接轨，将是特区经济发展的又一特色。
第三，要增创对外开放的新优势。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应该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方面走在我国的前面。这方面特区的潜力是很大的。
——经济特区的外贸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超过五分之一，为全国的外贸快速增长做出了贡献。但特区出口的自产产品中，目前主要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因此，特区要参与高水平的国际市场竞争，就必须下大力气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增加产品的加工深度和附加价值。要经过努力逐步使我们的外贸出口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
——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特区在积极利用外资方面是有成绩的。下一步要把重点放在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上，特区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不仅是“七通一平”等硬件条件，还要在提高服务质量、水平等“软件”上下功夫。这些年特区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一大批基础设施骨干工程相继完工，但是在投资软环境方面还没跟上去。有的外商反映，特区的不合理收费增加，社会服务水平不高，办事效率低下等等。这些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强法制体系建设，力争在短期间内使这种状况有明显好转。现在，有些特区出现了外资企业外迁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们鼓励三资企业坚持在特区追加投资，提高产品档次，进一步发展，也欢迎三资企业为降低成本向内地迁移。特区可以以自己在对外开放中的优势，吸引国内外的大型、特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前来投资，提高特区三资企业的规模和技术档次。与此同时，特区要在运用法制加强对三资企业管理方面创造出切实可行的新经验。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给全国做出榜样。要在对国内外企业平等管理方面先行一步。要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第四，还要增加区位新优势。特区都在东南沿海一带。地处开放前沿，与港澳台经济联系密切，与世界各国经贸交往广泛。这里交通便利，市场发达，可以说是“物宝天华，地杰人灵”。增创区位新优势，我看起码有三方面：
——充分利用本世纪末香港回归祖国对特区极为深刻的影响。深圳、珠海以及海南省，将对港澳经济继续繁荣发挥特殊的重大作用。在双方互相影响和作用下，特区将创造出更为重要的区位优势。
——上海、厦门与台湾地区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形成的经济区域优势。浦东新区既有上海的雄厚实力为依托，又形成了跨国公司、金融机构投资的集中地，引起国内外关注。有的学者认为，在上海、厦门与台湾高雄市三地之间，正在快速形成黄金地域，这种分析，值得进一步研究。
——内联外引，交互幅射的区位优势。中央和国务院对中西部经济发展极为关心，1992年以后，已形成了沿边、沿江、沿线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在“九五”建议中，提出了发展中西部的重要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东部对中西部的支持与合作，近年来，特区在支持中西部方面不仅认识上有了提高，行动上也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特区对内地发展作贡献的本身，也是对特区增创区域优势开新路、打基础。没有内地，特区也就不成其为“窗口”了。因为内地经济发展，特区“窗口”作用也才能进一步发挥。因此，“增创”区位新优势，既需要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全国人民的支持，也要求特区自身付出更大的努力，为全国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大经贸战略”是发展模式与管理模式的结合
（1997年3月）
“大经贸”战略是深化改革、完善管理、促进发展的重要战略。这个战略，是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提出来的。它意味着更进一步的改革将需要突破部门的、行业的局限，需要在整体配套推进；它意味着管理对象、手段、方式、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它还意味着全面发展我国经贸尤其是外经贸，需要有协调配合的制度和措施来保证。
一、“大经贸”是推动外经贸工作战略。我们讲大经贸，首先是从对外经贸角度入手的。对外经贸内容很多，分工很细，这是一种进步。但要再上一台阶，就要把细的分工，协调成为一个整体，不仅从事外经贸的企业有效益，也要使整体的利益最大化。在这里，大经贸就包含了五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市场的全方位开拓，不能只限于传统的市场，不能只满足于日、美、香港和东南亚市场，还应开拓拉美市场、非洲市场、欧盟市场，俄罗斯市场等。这里，大经贸体现“大”，即“面大面广”。二是要把外经贸与外向型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我们要把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与对外经贸发展结合起来，促使沿海外贸发展更好一些，同时，帮助中西部地区也在对外经贸方面取得新的成就。三是要使商品、服务、技术出口一体化，互相带动，互相补充。比如，大型、成套机电产品出口，往往带动工程承包，甚至劳务出口。我们现在借外债，搞卖方信贷，就遇到这些要求。我们要打破行业和部门界限，为各方争取更大的利益。四是要把外贸进出口与引进和利用外资结合起来。乌拉圭回合就是把贸易与投资结合起来的一个协定。美国认为日本贸易顺差大，两国贸易摩擦不断。日本的商人就到美国去投资办厂，绕过贸易壁垒。因此，贸易与投资成为不同的选择。我们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也要在海外投资方面作出新的努力。比如，在一些重要区域建立区域贸易中心，这既是投资，也是为扩大国际贸易服务。五是把对外贸易与对外援助结合起来，用外援带外贸，用外贸提高外援效益。总之，从发展对外经贸工作角度讲，大经贸突出了一个“大”，突出了一个配合发展的思路。
二、“大经贸”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大经贸就是要打破传统框架。这里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打破内、外贸传统的分工，实行内外贸的统一。多少年来，我们内贸只能搞内贸，外贸只能搞外贸。表面上看，这种分工有利于专业化，其实，这种分工并不科学，是人为地割断贸易自身的联系。现在搞内贸的有了外贸经营权，搞外贸的也可以做内贸，企业可以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上寻找机会，调剂品种。这是一件好事，不仅有助于企业，也有助于打破垄断，还有助于职工的就业和国家的税收。二是生产和贸易的结合。生产是贸易的基础，贸易又是生产价值实现的必要过程。现在，贸易的重要性甚至已高于生产，贸易体现了市场的导向。外贸对国内生产的及时反馈信息，将会大大有助于国内生产企业按市场去生产，也才有发展的可能。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了探索。比如，我们搞外贸企业的实业化，就是希望外贸企业能与生产有更好的结合。另一方面，要扩大工业企业的自营出口权，使生产企业有一个销售的龙头，以提高企业的市场导向性，实现企业大的发展。现在出现了很多工贸公司、商贸公司、技贸公司，就是这个思路下的发展。三是外经贸与金融的结合。近来搞机电产品出口的调查，深感外经贸与出口信用体系关系重大。没有卖方信贷，没有各种担保，搞出口的是相当困难的。搞大经贸就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过来，出口信用体系，各种金融机构，也会因为我们的外经贸越搞越好而得到发展。这一段，体现出“大经贸”战略中“经”与“贸”的关系。
三、“大经贸”是完善和健全宏观管理体制的战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是深刻的。计划管理与市场经济下的管理有很大差别。大经贸战略就是对计划管理的再一次冲击。这里，要求实现这样五个转化：一是把进口、出口的分开管理向统一管理转化。前几年讲的出口替代，就是一种结合，你不要进了，我自己设法生产出来供国内市场。1996年全社会固定设备中有2/3是由国外进口的，显然比例过大。我们现在正采取办法控制盲目进口，但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出口，才能实现贸易项目下的平衡，这些都需要统筹考虑。二是实现管理对象由国有外贸公司向各种类型的外贸、工贸公司转化。外经贸部管理的将不能仅是全系统的国有企业，还要管理各种类型的进口出口企业；不能只顾部属企业，要平等对待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三是实现管理方式由行政方式向经济手段的转化。这个观点虽然早已达成共训，但真正实行起来还是很困难的。这次大经贸战略将会再次给予推动。四是管理体制由部门分割向综合协调管理转化。改革虽然进行了十几年，但政府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分工，还是有重叠和割裂的地方。比如，现在工贸公司、外贸公司就分属不同的部门在管理。在出口问题上，有时就会出现部门意见的扯皮。大经贸对推进行政机构改革，是一条有益的思路。五是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化。现在，外贸企业由创汇为主向效益为主的转化已成为共识，但为什么有困难？其中一条原因是政企不分问题。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企业当然会把效益在首位。因为，这是它的生命线。
总之，我认为，大经贸战略将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新的动力，为外经贸发展提供新的活力，为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大经贸战略涉及用市场经济内在统一性认识部门管理的协调性，用市场经济的企业主体论认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用市场经济的市场主导性强调经济中贸易的先导作用。因此，可以说，大经贸战略的基本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评3000余名企业家对加入WTO的反映
（1999年12月）
最近，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就中国加入WTO问题，对3562位企业经营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下面是我对此项调查结果的几点分析和评论。
一、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对中国加入WTO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但也存在令人担心的倾向。
从表中反映，2/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加入WTO利大于弊，10%的企业家认为影响加入WTO对国家经济影响不大，仅有8%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弊大于利。这表明从总体看，企业经营者对加入WTO持积极和乐观态度。
但是，进一步分析，发现存在一种令人担心的倾向，即低估加入WTO后影响的倾向。比如，有47%的企业，认为“入世”对其所在行业影响不大；有45%的企业，认为“入世”对其自身影响不大。如果再分别加上“尚难判断”这一答卷，就有66%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入世对其行业影响不大或尚难判断，有5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入世对自己企业影响不大或尚难判断。多数企业经营者这种对入世影响估计不足或认识不足的情况，令人担心。现在，国内市场是国际市场一部分，国内企业也是国际企业了。“入世”后，短期的竞争冲击将不可避免，将没有什么企业可远离新形势下的激烈市场竞争，各行业的所有企业，不论直接还是间接影响，都不会小，这一点，需要企业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
二、不同行业企业经营者对加入WTO反映不同，有5个行业认为弊大于利。
当问及“加入WTO对贵企业发展的影响”时，不同类型企业经营者的判断有很大差异。在问卷调查的19个行业中，“利大于弊”和“弊大于利”两种答卷综合抵减后，认为加入WTO利大于弊的行业有服装、纺织、金属制品、有色冶金、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医药制造等14个行业，认为加入WTO弊大于利的有5个，即橡胶、化纤、汽车、化工和造纸等行业。
入世有利有弊，不同行业利弊有不同是正常的。有利，要靠努力才能得到；有弊，也要靠努力才能缩小或化解。现在工作的重点，应是那些感觉弊大于利的行业。有关综合管理部门要深入了解，帮助行业和企业树立信心，正确分析形势，采取有效措施。怨天尤人，推卸责任的态度，是需要防止的。
三、不同类型企业反映有区别，国有企业担心最大。
从不同经济类型看，私营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比较乐观，认为加入WTO对本企业“利大于弊”比“弊大于利”分别多39和32个百分点；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同一指标也在25%以上；但国有企业感觉压力相对较大，认为“利大于弊”比“弊大于利”只多10个百分点。
国有企业分布在我国经济最重要的领域和部门中，承担着国民经济的最主要责任，在利税上占着大头。他们的这种感觉，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固然，国有企业正面临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具有比一般类型企业更多的压力和包袱，因此，面对新的竞争，困难会更多一些。但是，国有企业受到党和国家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十五届四中全会和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又提出若干举措。因此，国有企业应在入世问题上树立信心，力争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起带头作用。
四、东部企业比西部企业乐观，年龄越轻越乐观。
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企业的经营者更乐于接受挑战，认为加入WTO对本企业“利大于弊”的比“弊大于利”的多24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认为“利大于弊”比“弊大于利”的分别多13和12个百分点。
从不同年龄组的企业经营者看，年龄越轻对加入WTO的乐观程度越高，35岁以及、36－45岁和45岁以上三个年龄组企业经营者认为加入WTO对本企业“利大于弊”比“弊大于利”分别多34、23和16个百分点，这说明中青年企业经营者对参与国际竞争信心更强一些。
支持中西部企业改革与发展，为中西部企业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开发大西北战略的需要。在鼓励企业中青年经营者勇于竞争、敢于迎接挑战的同时，要提高他们备战意识；在鼓励企业中老年经营者深思熟虑、谨慎应对的同时，也要提高他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信心。
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几点想法
（2000年5月）
“走出去”是必要的。这不仅是扩大内需、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不仅是应对加入WTO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提升的必然选择。 “走出去”是全方位的，不仅是产品，技术和资本, 更是企业整体的走出去。“走出去“的范围是广泛的，不仅是发达国家，也可以是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欧美，也可以在亚非拉。“走出去”条件正在逐步成熟，我们应从多方面努力，来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为此，我认为有几下四点值得注意：
一是要产权清晰“走出去”。 “走出去”的重点是国外投资问题，因此，必然要问: 谁的钱？谁操作？也就是要明确所有者和经营者，明确二者的关系、权限和责任。那些改制没有完成、产权没有清晰的国有企业，如果以为“出走去”是一种改制手段或扭亏措施，因而急于往外走，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不仅如此，还会造成国家和企业资产的损失、流失。
二是法规护航“走出去”。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要靠自己的竞争力走出去。没有企业的努力，只要政府的号召，是走不出去的。但另一方面，不能认为政府对企业“走出去”不负有支持和保护的责任。这里的“支持”，是按市场经济办法的支持；“保护”，是用符合国际惯例的法规的保护。因此，我认为“走出去”一定要有法规进行规范和保障。比如，有的企业出去后，违纪犯法、害已伤国，这种情况应尽量预先避免。有些企业制度不健全，管理水平低，行为不规范，是否允许“走出去”，我看要具体分析，不能没有限制。这就要研究一下是否立些规矩，使“出去”有些条件。当然，这些条件，以及审批办法，应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下那套做法。同时，要认真研究我们的规定与东道国法规关系，既不要越界越权，也不要放弃应尽责任。
法规如何保护企业走出去？比如，现在有企业要想到境外组建基金投资。但我国尚无“在境外成立中国基金并在境外运作”的法规。只有一个《设立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是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但这个《办法》所指“基金”，是设在境外但必须投资于中国境内的投资基金。对于投资于国外的中国投资基金，应如何运作，国内尚没有法规。在没有相应法规条件下，就在境外设立基金进行境外投资运作，会使企业在出现争议或问题时，没法给予帮助。因此，这类法规要研究，要出台。
三是多种形式“走出去”。 “走出去”主体也是多样化的，企业是走出去的主体，但本身也应是多种形式的，有的是出去搞加工贸易（这两年，政府对此支持较集中，力度也较大），有的可能是从事高科技研究的，有的则是到发展中国家搞工程承包的，等等。下一步，可能有的企业要进行境外投资尤其是进入美国金融市场进行投资，这也是必然的。有的企业有实力，想通过股权投资，介入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公司，甚至还想成为股东，在实践中学习国外的资本运作，这也是好事。最近还出现一种动向，有的外国公司认为，中国的企业是不成熟的，中国经济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因此，要与中国政府合资在美国或其它国家合作组建投资基金，这种形式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风险不小，但也可以研究。
还有一种形式，多年来就存在。政府利用国家资产比如外汇储备中国家具有所有权的部分进行外投，或购买外国的政府债券，或进行其它方式融资。这也是资本的“走出去”。当然，这里特别需要有一个健全的监管制度，否则，会造成少数人利用国家资产发个人财，或把损失转给国家。政府利用部分外汇储备进行经营活动，也需要考虑方式的多样化，要注重回报率。
四是目标明确“走出去”。“走出去”本身不是目的，拿回来才是目的。走出去要讲效益指标。钱出去利润回来，技术水平低的人出去变动高水平人才回来，这才是目的。现在出去了不少企业，但效益不理想。有的就成了一个招待所、接络处，没有盈利，这不算是成功的“走出去”。“走出去”能培养人才，是最大效益。这不仅是企业财富，也是国家的利益。现在真正能成为国际型的金融家人才，真正懂国际经济法律并指导我们企业走向世界的人才，还是太少了。中国企业要迈向世界，必须要培养自己的企业领袖，我相信，在“走出去”中，将会产生一批这类人才。
《国家经济安全报告》序
（2000年6月）
“国家安全”研究的意义在于：当国际间发生重大冲突时，一个国家能因事先的防御性准备，保证自己的生存不会因敌意攻击而陷入困难与危机。长期以来，“国家安全”中首位的是军事安全。冷战时期，对立国的军事计划和武器研制，形成了对他国安全的主要威胁。
冷战结束后，经济成为各国外交的中心，经济因素成了影响一国安全的关键。这种趋势，近几年更有所加强。国际金融动荡冲击亚洲，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各国，网络技术刷新了世界范围内人们的联系方式，跨国公司对资源的全球配置等，使得人们不能不关注与政治、军事紧密相关的那些重大的经济因素，不能不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已比军事安全更引起各方关注，政府部门以及大专院校的多种机构都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产生了若干份国家经济安全的报告。其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题组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态势观察报告》，以其系统性、深刻性和可预期的连续性，成为值得各方关注的重要成果。
研究“国家经济安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初的困难就是对“国家经济安全”范围的界定。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成果，就成为无所不包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报告了。我个人的意见，国家经济安全应着力于研究与之有直接关系而不是间接关系的经济因素，研究特别重大的相关因素而不是一般的、泛泛的相关因素，研究国家一级而不是地方政府的或企业层面的经济安全问题，研究对外经济政治关系而主要不是国内各种组织的风险或危机问题。与此相关，有必要区分国家经济安全与一国社会稳定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区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科技安全、地缘安全等范围的不同。举例来讲，需要回答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运行安全，是不是一回事？要回答经济运行不正常是否意味着国家经济不安全？要回答各类经济主体潜在的风险或危机是否等同于国家经济不安全？等等。
依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重点领域应包括：国际经济秩序变动将对我国经济产生的重大持续影响，国际资本冲击对我国会造成的全面重大影响，国家重要经济信息的保护、保密，对我国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专利产品的保护，事关国家生存发展的某些重大战略物资如石油、粮食的持续供给，网络经济中关键领域的保护与防止被攻击，与我国战略利益有关的国际运输路线的特殊时期保护，以及参加某些国际组织对我国会产生的重大影响等等。这些领域的研究重点，又应着力于潜在的、会以突发形式爆发的、影响巨大的可能事件上。
研究“国家经济安全”，还不能不考虑一些方法论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运用好唯物辩证法，提高考虑问题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不对外开放可能有助于防止外部经济冲击，但可能损失长远的发展利益。反之，对外开放尤其是不久将加入WTO，对国家经济安全会产生一定程度影响，但带来了机遇。再比如，是否可以牺牲局部的经济安全利益，换取政治与军事的安全？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辩证的思维而不是简单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里有一个风险与利益的比较选择，而不是简单的是与否的两者选一。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将是为利弊与风险的选择提供思路，提供方法。系统论的方法也是有用的。事实上， “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不仅需要有重点，而且需要多层次、多种类问题的系统性思考，需要有系统论的思想来指导。
上述种种考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课题组的这份报告都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研究的特色，也提出了一批有新意的观点和政策建议。愿这本书会为关心这一题目的读者，提供一次启发心智的交流，更能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思路和材料。希望课题组的专家们，坚持这项研究，把国家经济安全的年度报告编写得越来越好，为国家经济更安全更健康地发展，作出自己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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