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Vollan, B., Landmann, A., Zhou, Y., Hu, B. and Herrmann-Pillath, C., 2017, "Cooperation and Authoritarian Valu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China",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93, pp.90-105, 2017（https://doi.org/10.1016/j.euroecorev.2017.01.007）。

我院副教授、中国真实进步微观调查项目（CGPiS）总执行周晔馨和Björn Vollan、Landmann、胡必亮以及Carsten Herrmann-Pillath等学者合作的论文“Cooperation and Authoritarian Valu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China”发表在European Economic Review期刊。
该文结合中国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开展了基于学生的传统实验和基于工人的人为现场实验，分析了民主和非民主决策机制下惩罚制度对不同群体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惩罚机制虽然显著地提升了两个群体的合作水平，但产生惩罚机制的两种途径——民主投票or外生给定——对个人间合作的影响会因价值观差异而有一定不同。比较而言，在外生的惩罚机制下，对权威具有高服从度的工人群体表现出高的合作水平，而在内生投票产生的惩罚机制下，对权威服从度低的学生群体却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可见，民主制度发挥作用是有条件限制的，在某些情况下，强扭的瓜也可能更甜。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文章的主要内容。
一、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对合作的影响
人是社会性动物。影响人合作行为的因素，不仅包括规范个体行动的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也包括社会规范、行为准则、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以及两类制度间的互动。

一方面，正式制度及其产生的机制对合作有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迄今唯一的女性得主奥斯特罗姆研究发现，惩罚是一种维持合作的有效机制(Ostrom et al., 1992)。同时，相对于制度的外生给定，内生的制度选择过程会对合作水平产生正向作用，这被称为“民主溢价”（Democracy Premium）(Vollan et al., 2013)。这和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中流行的假设是一致的，即引入民主决策机制有利于调动个体的自决动机，从而促进个体的合作行为。
另一方面，正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所言，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正式制度在不同经济体中的表现会存在差异(North, 1993)。从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从而建立高度集权的专制王朝以来，直至清朝，中国历代的中央集权程度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传统的正式制度以及无形的非正式制度都和欧美有较大差异。公民长期受到集体主义、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 Values）、长期化（Long-term Orientation）和等级文化的熏染，表现出服从权威、重视集体、等级思想明显等特征，而这种社会规范又深刻地影响着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
二、方法
为了识别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差异对于人们合作行为的影响，作者组织了针对工人和学生的公共品实验，并在其中嵌入了惩罚机制和民主投票机制。在一部分实验回合（Round）中，被试无法选择是否存在惩罚机制（外生制度）；在另一部分实验回合中，被试可以自主投票选择是否实施惩罚机制（内生制度）。作者关心的是：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不同被试群体的合作行为会如何变化。换言之，由外生制度转向内生制度时是否存在“民主溢价”？“民主溢价”在工人和学生群体中又是否具有一致性呢？
一般而言，工人更多的承袭了传统社会规范，且由于其所在的工厂氛围，对权威的服从度会更高；学生群体有条件接受更多国际化教育，对公平、民主的需求更高，因此，作者预期“民主溢价”的正效应会在学生身上体现得更明显。
1.实验：

作者于2011年冬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募了150名学生被试，并在湖北一个大型企业的不同工厂内招募了150名工人被试。学生和工人组各组织了5局（Session）实验，每局30人参加，局内随机分组，3人一组。每一实验回合后被试重新分组，组内成员完全匿名决策。
实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进行基准实验：测试被试对公共品的自愿供给和条件供给。被试的禀赋为=10，每个被试需要先决定从10个点的禀赋中向公共账户中贡献多少，然后，针对组内另两个成员可能的11种平均贡献水平（0-10，取整），分别决定贡献多少点。根据个体的平均条件贡献水平，作者对被试进行了分类，分类方法借鉴了Fischbacher et al. (2001)。
在实验中，放入公共账户的总金额会增值50%，然后该公共账户的金额将在三人间平分。给定支付函数如（1）所示。其中，是个体i向公共账户的贡献额，j代表小组内的个体，0.5表示个人的边际收益。是个体i的终收益。那么个人i的占优策略是不合作并且企图搭便车，即=0，纳什均衡下个人收益为10，而完全合作下个人最优收益将为15。

第二阶段嵌入惩罚机制和投票机制：为了防止合作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作者引入了惩罚机制，规定向公共账户贡献点数低于10的被试将被处以2单位罚款。在这种情况下，支付函数为。进一步地，为了识别民主机制的效应，区分了外生惩罚和内生惩罚制度，即组内成员是否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实施惩罚。
根据“是否使用惩罚干预”和“惩罚制度外生还是内生”，被试在外生无惩罚制度（ExoNoLaw）、外生惩罚制度（ExoLaw）、内生惩罚制度（Endo）情况下分别决策。另外，考虑到较为复杂，购买投票权来决定是否实施惩罚制度（EndoPay）的实验回合只在学生组进行。实验中的筹码为点数，每一点兑换1人民币。实验主试从学生和工人的数个回合中随机抽取3个回合进行支付，被试的平均实验收入为82.16元。惩罚制度的具体内容如 表1，实验示意图如1-a、1-b所示。
表1 实验内容：

图1-a 实验示意图（无惩罚制度） ：

图1-b 实验示意图（有惩罚制度） ：

2．问卷
在实验后，通过问卷的形式对被试的人口学特征和价值观进行调查，后者涉及服从权威（Obey authority）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等内容。
三、主要结论
实验结果显示，两个群体比较而言，工人的贡献水平更高（如图2）。在外生无惩罚制度、外生惩罚制度和内生惩罚制度的情况下，平均贡献水平分别为47%、60%和50%。可见，实施惩罚制度显著地提高了合作水平，同时外生制度对合作的效果要高于内生制度！也就是说，在中国居然出现了“强扭的瓜更甜”的“奇怪”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强扭的瓜更甜”（即外生制度比内生的民主制度更有效）这种现象呢？原因可能在于，社会规范影响着正式制度的效力。作者以外生制度下和内生制度下贡献水平的差异（ExoLaw-Endo）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口学特征、文化因素和个体类型等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Table 5 的结果显示，“Obey authority”（服从权威倾向）能够显著地解释外生和内生机制下的贡献水平差异，且在两个群体中稳健。平均来看，“服从权威倾向”变动1个标准误，贡献水平差异则上升大约一个单位。由此看来，文化因素，尤其是和正式制度相关的价值观会影响合作水平，那些对权威和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接受度更高的人，会对外生制度有更高的认同感。

接着，作者又以对权威的服从度为依据，将样本分为“低服从度”和“高服从度”两个子样本。Table 6表明，在“高服从度”子样本中，个体在外生惩罚制度（ExoLaw）下的贡献显著高于在外生无惩罚制度（ExoNoLaw）下的贡献（1.77∗∗∗ for “no”, 1.76∗∗∗ for “yes” voters）。即在“高服从度”样本中，无论喜欢这个制度与否，人们都倾向于服从。但内生无惩罚制度（Endo0）下的贡献水平并不显著高于外生无惩罚制度（ExoNoLaw）下的贡献，内生惩罚制度（Endo2）下的贡献水平也不显著高于（ExoLaw）外生惩罚制度下的贡献水平，说明在对权威具有高服从度的群体中没有发现正的民主效应。在“低服从度”子样本中，只有赞成惩罚制度的被试（yes voters）在外生惩罚制度（ExoLaw）下的贡献水平显著高于在外生无惩罚制度（ExoNoLaw）下的贡献（1.46∗∗ for “yes” voters），且内生和外生惩罚制度下贡献水平的差异（Endo2-ExoLaw）显著为正（1.40∗∗ for “yes” voters）。这意味着只有同意实施惩罚制度的人（yes voters）会对外生制度做出回应，并且当制度实施时，在该部分人身上存在明显的民主溢价。

进一步地，作者定义了一个虚拟变量“挤出效应”（Crowding Out）：当被试在外生惩罚制度（ExoLaw）下的贡献水平低于在外生无惩罚制度（ExoNoLaw）下的贡献水平时，也即是，相对外生无惩罚而言，更加抵制外生惩罚制度时，挤出效应为1，否则为0。作者采用probit模型，以“挤出效应”为结果变量，以人口学特征和价值观变量及学生虚拟变量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Table 7 所示。“Obey authority”在全样本和子样本中显著为负，说明具有更高权威服从度的被试具有显著为负的挤出效应，表明高权威服从度的被试更加愿意在外生惩罚的制度下进行合作。与之相反，具有低权威服从度的被试较为抵制外生惩罚制度。教育变量（education）的系数显著为正，显示外生制度可能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被试失去其内在的合作动机。

四、启示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古人解释南橘北枳的原因在于“水土异也”。这篇文章采用实验的方法，讲述了一个相通的道理：同一种正式制度运用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论文的结论既不意味着无形的价值观、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对人类合作行为具有长期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更不意味着民主在中国行不通。该论文强调的是：一个有形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相应的非正式制度与之相匹配，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必须考虑到诸如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等社会规范。其隐含的政策含义是：只推行民主制度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规范、价值观等是民主制度得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民主制度的运用效果也会受这些因素影响。因此，改变潜在社会价值观的政策，对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或许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Ostrom, E., Walker, J. & Gardner, R. (1992). Covenants With and Without a Sword: Self-Governance is Possibl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2), 404-417.
[2]Vollan, B., Prediger, S. & Frölich, M. (2013). Co-managing common-pool resources: Do formal rules have to be adapted to traditional ecological norms? Ecological Economics, 95, 51-62.
[3]North. (1993).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3), 359-368.
[4]Fischbacher, U., Gächter, S. & Fehr, E. (2001). Are people conditionally cooperative? Evidence from a public goods experiment. Economics Letters, 71(3), 397-404.

（供稿人：何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