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

当前，在我国经济改革掀起新的高潮的时候，经济理论工作者有一个如何面向改革实践、深入调查研究的问题。小平同志此次南巡，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调查研究的榜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抓住改革和建设中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认识。

在当前的形势下，经济调查研究有些什么新的特点呢？我认为有这样几条：首先，经济调研方向更明确了。这个方向就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战场，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这条主线。其次，经济调研内容更明确了。小平同志讲话中就提出不少，如发展三资企业问题，证券、股市问题，先富地区对后进区帮助的时机问题，稳定农村政策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经济问题等等。这问题是需要和值得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下大力气去认真调研的。再次，经济调研的迫切性更突出了。中央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要加快改革步伐。我想，加快改革步伐，不仅是对实际部门的要求，也是对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要求。对于实践者讲，是“勇于”；对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讲，就有一个“善于”的问题，就是要善于总结和善于及时地发现好的成功的经验，从理论上促进改革开放。最后，经济调研的对象更具有创造性了。正如小平同志讲的，现在各地在改革开放方面都有不少创造，今后，随着中央放宽对各地政策，各地的创新会更多，这将为调查研究出成果提供了大好机会。

还应当指出的是，小平同志和政治局会议对生产力标准问题的重申，为调查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实际情况是复杂的，人们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对同样的一件事，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用什么来判断改革开放中的是是非非呢？现在明确了，就是要看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看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看对提高综合国力的作用。中央提出的这“三有利”标准，使经济调查和分析有了一个谱。

“不搞争论”，这一条在实践中已证明是很有效、很有益的。理论工作似乎避免不了争论。为什么说“不搞争论”有好处呢？我理解，这就是主张要重实践，重调查研究。实践证明是好的，理论上的认识也就容易统一。离开实践标准，理论也就很难争辩明白。因此，“不搞争论”，不是不要理论，而是不要脱离实际的空头理论；不是不要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不要从本本出发的空对空争论。

参与现时经济的调查研究与经济理论的基础研究是不矛盾的，恰恰相反，这二者是相互促进的。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度，是以对实际情况了解和认识的深度为前提的。一些“纯理论”，比如说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其产生也是得益于对现实经济运行状态的认识深度。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更是以对中国国情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了解为基础的。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农村的联产承包，就是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后为中央所推广的。近几年来，有份量的调查研究报告，似乎不太多，与此同时，一些深入实际调查产生的著作、论文，则受到实际部门、实际工作者的欢迎，这种情况似应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我认为，在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中，经济理论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仅对促进改革开放有益处，对经济理论的长远发展也有极大好处。

小平理论朴素又伟大

（1997年5月）

小平同志今年2月去世后，全国欣起了学习小平理论的热潮，我在学习中有这么几点体会：

如何评价小平理论？我认为对小平理论的评价只恐其低不恐其高，这一点过几十年后会看得更清楚。有人提出对小平理论不要搞“凡是”，我不同意。现在与当年我们提反对两个“凡是”时的背景很不一样了，当时正处在搞了多年人人崇拜的环境之下，“一句顶一万句”，那时提不要搞“凡是”是要冒风险的。现在环境很不一样了，事实上也不存在对小平理论搞什么“凡是”。小平理论这些年来应该说基本上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但从没有给什么人扣过帽子。因此提出不要搞“凡是”，这个提法起码没有什么针对性和实际意义。

如何看待小平理论的朴素性？有人说，小平理论不像马列经典作家那样有系统、成体系。我觉得，理论的东西有时候朴素一些不是坏事，可能还是好事，关键在于它的作用如何。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与小平理论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小产理论中有三点特别具辩证法：其一，关于目标与手段。目标是国家富强、人民过上好日子，手段是白猫黑猫，讲的是极其朴素的群众性语言，丝毫没有玄奥的地方。其二，关于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小平曾说过：“我是人民的儿子”而不以人民的“老师”自居，他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以群众的眼光分析现实生活，得出真实可靠的观点，总结出人民愿望和符合实际的理论，这种理论才有生命力。其三，关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小平的很多理论是继承前人的，继承了党的一贯的东西，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很多东西，但可贵的是他的独创，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这种独创不是从什么学派推导出来的，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是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独创。三是关于“实事求是”是小平理论的精髓问题。我认为，小平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有其特殊的含义，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实事求是”还有些不同。不同处在于：小平所讲的“实事求是”是与“解放思想”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之初，如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讲是指任何新认识取代旧认识，需要实事求是，也需要解放思想；狭义的是指在特定历史环境之中，当人们的认识发展到一种质变阶段，这个时候若不解放思想，没有相当的胆略与勇气，就不能打破旧认识的束缚，就不能实现认识的飞跃。小平同志所讲的“解放思想”实际是就属于这种情况，这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密不可分的，确有其独特的内容和意义。

总之，小平理论包含了活生生的辩证法，完全走出了书斋，走进了人民生活中去了，精神变成了物质，精神掌握了群众，从而具有朴实的美。朴素的理论最深刻，平凡的真理最伟大。

正确认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1997年6月）

参加中央党校进修部地厅级干部班四支部的哲学理论研讨，收获不小。同学们认真思考，深入钻研，提出不少问题，举出不少事例，使我很受启发。现仅就发言中两个例子，结合哲学学习的思考，试析评之。

一、“实事求是”需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否需要“解放思想”，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浙江省审计厅厅长陈正兴同志对此持肯定态度，并以亲自经历，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加以说明。“浙江义乌市小商品市场是全国闻名的城乡集贸市场，1996年全年成交额达180多亿元，连续5年荣居全国城乡贸易市场的首位。但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最初阶段是相当艰难的，1982年，义乌市场上仅有100多个零售摊点，与其它县市没什么区别。那时，我正在义乌市当办公室主任。”回顾当时情况，他接着说，“县领导班子有人提出要发展小商品市场，增加摊点，遇到很大阻力。首先是姓社姓资的争议。由于扩大市场要征地，18亩商业用地扩大到60亩，争论中又涉及到商业占用农地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中央政策的新问题。争论是很激烈了。县主要领导认准办小商品市场是正确的，坚持要搞。后来，经济效益上去了，各级领导都给予了高评价，算是搞成功了。直到1988年，围绕姓社姓资的争论才算基本平息下来。可见，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二者是不可分的。”

评：这个案例是有说服力的，也是极为典型的。我曾经考察过这个小商品市场，作为一个县级市场的集贸市场，它的规模之大，流通半径之长，发展之快，简直就是奇迹。参观、考察过义乌小商品城的不少人都感慨地讲：这里的人能干，抓住了机遇。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经验有很多方面，但从哲学的高度讲，从认识论角度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实是根本性的一条经验。这里“实事求是”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就是从当地实际出发，让城乡的小手工制品能有个地方卖出去，以养活这里的市民和农民。这个道理是简单又明白的，每个义乌的老百姓都直观地感到这种需要。上升到理论上说，这就是唯物史观。义乌老百姓的自发要求，是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早已解释了的一种“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当地实际（实事）出发，利用当地资源来达到这个生存的“是”。县领导认准了这个“实事”和“是”就要去“求”。但是，80年代初，市场观念与资本主义是联在一起的，要办市场，要“求”这个明白易懂的“是”，没有思想解放是根本办不到的。想“求”、敢“求”，本身就是“解放思想”。这个案例还告诉我们，围绕“思想解放”的争论进行了多年，可见，“求”不是一种个别的行为，而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解放思想”也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姓社姓资的“思想解放”进行斗争的同时，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须一个个解决，须不断地“解放思想”。老陈感慨地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认准了的事，要排除一切困难去办，有讨论但不去争论不休，让人骂但不分散精力，要干出结果再说。”为什么？就因为解放思想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谈话、一次争论就解决了，因此，要有耐心和韧性。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实事求是”都需要“解放思想”？我认为，“解放思想”可共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情况。广义的“解放思想”，指对自己原有认识的突破或深化。对任何事情或事物进一步的认识或新的认识，都可以看成是对自己已有认识的破除，都是“解放思想”。显然，这是一般认识意义上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认识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狭义的“解放思想”，是指特定条件下对具有全社会意义或对自然观根本性突破的新思想出现时的认识和接受过程，这里将伴随激烈的冲突和斗争，甚至将出现利益集团或某些阶级的反抗。因此，狭义的“解放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将会被突出、被强调，是认识事物达到一种质变阶段或出现飞跃的反映。比如，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是对“地心说”的重大冲击，是自然观的思想大解放。这时侯，要对自然界“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冲破旧学说的束缚。再比如，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在这时，“解放思想”已成为冲破旧思维的一面大旗，成为鼓舞民众反思和冲破“两个凡是”神话的号角。没有解放思想，就无法实现实事求是。正因为如此，当“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不可分地构成为一种认识路线时，我们可能正处在社会或自然已发生或将发生重大变革的伟大时代。综上，是否可以说，按广义的“解放思想”理解，“实事求是”本身已含有“解放思想”，不需要特别指出。但对狭义的“解放思想”，在特定条件和时候，一定要强调二者的密不可分，强调认识新事物的胆略和勇气，强调为达到“实事求是”必须付出努力甚至要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二、“解放思想”不能离开“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要在实践中取得预期的效果，同样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让我们举例来说明。位于江西省的昌河飞机工业公司是航空总公司的一个下属厂，其产品“昌河”小面包车在北京到处可见，可以说是“名牌”产品。这家公司作为军工企业，在经济转轨中曾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很深的体会。公司副总经理乔现东同志在小组学习讨论会上，深入地介绍和分析了该厂的变化。他说，“我们是军工三线企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比其他国有企业遇到更多的困难，财政经费少，产品无销路，迫使我们要在军转民上作文章。国家对我们政策放宽，我们有了较大自主权。厂里也提出‘解放思想’，要走出困境。但‘解放思想’开始时出现混乱，什么产品有钱上什么，小到洗衣、锅碗，甚至下农村去收购兔毛，什么都干。由于在选择项目上只讲解放思想，不注意实事求是，没能扬长避短，结果，不少项目赔了钱，更加困难。经过几年摸索，1985年后，我们抓住机遇，利用外资上了小面包车，从几百台开始，加大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产量与最初相比增长了近百倍。去年，我们公司成为航空工业系统中效益最好的企业。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和情绪都是比较好的，我们已具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评：这又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案例。这个案例说明“解放思想”一定要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说明“解放思想”确实有个“度”，有一个在当时条件下最适宜的范围。没有度，没有一定范围，只讲“解放思想”，就会成为胡思乱想，就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个“度”在哪里？这个“范围”在哪里？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其实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我们看到，企业“思想解放”和行动自由的度，最初并不是自己决定的，是国家放权让利、企业制度改革后才一步步扩大的。由此，就引出一个企业被授予的“度”和企业自己可选择的“度”的关系。既然如此，“度”就出现了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国家是否允许并放权到什么范围，即让企业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二是企业结合自身条件，在国家给予的“度”基础上，开创新局面。就拿昌河飞机工业公司例子来讲，它是80年代初，才出现“解放思想”，而不是发生在以前。这里当然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根本不可能产生昌河公司“解放思想”的条件。进一步推出的一个新认识是：领导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解放思想，对一个国家来讲，对成千上万的企业来讲，对从事实践的亿万人民群众来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当明确了“大度”后，企业自身如何把握好具体的“小度”？首先可以肯定，“大度”并不会自然造成合理的“小度”的必要条件。具有“解放思想”大条件后，不论企业还是个人，还必须自我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后者才是检验是否真正解放了思想的标志。在改革开放的大条件下，与昌河飞机工业公司情况类似的企业很多，但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找到自己的合理“小度”并取得成功的企业，却并不是很多的。可见，发挥企业或个人自觉性，把握机遇，解放思想，也是相当重要的。昌河飞机工业公司“解放思想”走了一段弯路，交了学费，这件事具有普遍性，还是仅属个别现象？有必然性，还是仅属个别现象？有必然性还是纯粹偶然失误？我认为，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本身并不是容易的。80年代初，当时条件下的企业，是长期被计划经济管理下的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从来没有过自主权，因此，“实事”是什么？如何“求”“是”在哪里？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从“解放思想”达到“实事求是”本身也要“实事求是”，也要允许实践，允许失败，允许付出学费。在传统观念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不解放思想，就不敢也不明白“实事”何在，要“求”什么“是”。既使“整”明白了，思想不解放，也还是没有自信心，缺乏说真话、说实话的勇气。在这里，“解放思想”是最重要的，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前提。看来，没有代价的“解放思想”，可能是不存在的。我们要求的是代价小而收益的大“解放思想”，而这又需要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才可能实现。

三、从制度上保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学习讨论中，许多同志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本来是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和提倡的，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我国，实现这一路线并不容易。为“实事求是”，有时还要丢官、坐牢，甚至要被杀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主张“实事求是”的领导同志，在一定时期或一定的场合，也会出现并不实事求是甚至压制讲真话的现象？如何能把“实事求是”从一种认识路线变成为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

评：我认为大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主观的原因；既有认识论上的原因，更有政治上的原因。我这里只想立足未来，谈谈如何从制度上保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些年了，我们已经逐步恢复和建立起保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若干制度，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以思想定罪、以对领导人的态度定罪、以对某种方针政策态度定罪的情况多年已听不到了，这是每一个有点岁数的人都有的共同体会。但是，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健全，还存在不少问题，甚至重大的问题，这也是事实。在今天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党的实事求是作风被损伤、被败坏、被扭曲的现象仍然是严重的，“解放思想”受到行政力量自觉或不自觉地干涉也时有耳闻，各种新闻媒体披露的社会上假冒、造假案例就更多了。可见，真正实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社会，对各种组织，对个人，都不是件简单的事。这里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认识路线的问题。对党的干部、党员来讲，还有一个党性原则的问题。中央党校学习，强调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的结合，可能意义也在此。为保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大的保障制度就法律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已制定大量的法律，现在还需要进一步的立法，也需要严格执法。要使法律成为维系社会制度最重要的规则，成为神圣的、超越任何个人权威的规则。每个人都要遵守它，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久前，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修改的《邢法》，取消了“反革命罪”，这是历史性的重大进步，这对保护“解放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都能深切地体地到，从思想上判罪是多么可怕、多么荒谬。法治社会的真正建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有了最重要保证。随着历史的推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解放思想，都会得到保护。从制度上保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识路线的真正实现，并不单纯是立法问题，还需要进行相应的与法律制度配套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我国进行的是以经济为先导的体改革，这已取得世界公认的成就。苏东以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走完经济主导改革的历史阶段，这其实也是东亚各国取得成功的一条共同道路。但是，我们也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以经济制度改革的需要为切入点，逐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份量。要力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政治体制改革取得较大的进展。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从中国国际实出发，要在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进行，这需要时间，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也需要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紧密地结合起来。

196非公有制经济只有效率没有公平吗？

（2000年3月）

多年来，经济学家在呼吁和支持非公有经济时，主要是从经济发展、从效率这一面来讲的，而不是从公平性这一角度讲的。这种观点大约还是比较普遍地存在。1986年我发过一篇对所有制关系的论文（“论经济改革中的所有制问题”，兰大学报1986年第4期），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之存在之合理性，在于它是有效率的，对经济发展是有作用的，“所有制形式应从属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所有制形式相对于经济发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非公有经济在公平性方面具有两重性，既有不公平一面，也有向公平发展的一面。不公平一面，传统经济理论讲得很多了。我对非公有制经济公平性的这一面，概括出这样三种情况。

1、随着生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公平一面在弱化。

A、任何一个所有者，其财富越巨大，其能消费其财富的比重就越小。私有化发展的

结果是一种异化，即越来越社会化，成为名义上的私有财产而实际上是社会的财富。这当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对财富发挥作用的效果上讲的。生产社会化与占有私有矛盾的解决方式在变化。用财产的重新分配和剥夺方式已不是法治社会的常例，而占有的实际公有化程度的提高成为缓解矛盾的自然途径。

B、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人个所有的重要性将会大大下降，比近百年来两权分离出现的所有权地位相对下降更为显著。现在知识价值上升，知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在增大。这意味着固定资产的所有者地位在分配中的份额在下降。有了知识，有了对经济、经营的把握，一个没有资产的人，很快会成为大富翁。

C、消费的多样化，对私有经济造成的不平等有纠正的作用。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是为了实现我们消费权力的平等。消费权力的平等在不发达的时候，有很明显的比较办法。能否吃饱、能否穿好、能否有宽敞的住房、能否有行走的工具等。但是，当吃、穿、住、行的形式多样化后，什么为吃得好，穿得好，就要按消费者个人的需求满足程度来判断了，而没有同等的固定的尺度了。正是这种变化，使消费权利是否平等的比较复杂化和多样化，大大淡化了非公有经济或说私有经济在消费上的特权引起的公众不满。

2、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使非公有制经济中不平等一面在缓解。

非公有制尤其是私有制，其罪恶之显露，主要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正是在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前前后后。这一时期，工业化发展很快，但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正在形成中，资本对劳动处于优越而不平等的地位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众多为工人阶级呐喊的学者，包括马克思、思格斯这样的伟大思想家。

但是，二百年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断在调整之中。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更促使了资本主义改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讲的，正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使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剂良药，促使了资本主义消除自身的污泥而向前发展。

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使非公有制经济中不平等的一面得到很大缓解。

A、劳资矛盾在新形势下有新的解决办法。强大的劳工运动，在二百年时间里，也迫

使资方不断调整对劳动的态度，采取多种办法缓解劳资矛盾。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对劳工的保护法，全面地具体地实施对劳动权益的保护，对资本权益范围的界定。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劳资矛盾与二百年前时的情况有了巨大变化，劳动和资本双方不仅有严密的法律约束，而且完善了自身约束。这种势态，使非公有制经济不公平的一面得到制约，使资本与劳动作为社会不同分工的合作关系，得到加强。

B、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使资本所有者多元化，大众化，使资本与劳动关系有了很

大变化，从所有与非所有关系，变化为大所有与小所有的关系，这种变化淡化了资本作为所有者对劳动作为非所有者的不平等关系。随之是受益的分配形式在变化。劳动者不仅有劳动的收入，还有资本的收益。

C、私人财产继承权的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从传统眼光看，私人财产继承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是有钱人利益的不劳而获的延续，是继续剥削他人方式的强化。但从现实来看，私人财产权的继承，不仅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也体现着对社会的贡献。当你在发达国家漫游感叹在保护完好的百年建筑时，当你在那些私人大庄园的参天古木大森林面前，当你在山东孔府参观对一代代孔家后人为保护自己祖先财产的艰辛时，尤其是对生产力百年积累后形成对社会的巨大贡献时，人们发现了私有权造成了对公众的一种巨大的外部效益，对社会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贡献。我们并不低估国家或国有制对财产的保护，但没有私有制参与这种保护，我们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我们的生产力，就难有一个普遍地高起点。

3、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造成的不平等一面进行了调剂和改善。

国家通过税收和补助，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分配差距有所调节。对贫困有所补助，对高收入有较大征税，因此，部分地缓解了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非公有制经济在给国家提供财税方面，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在发达国家，非公有经济是基础，是税收和重要甚至主要来源。

总之，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两种经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都有自己最适宜的领域，这需要通过实践来达到最优的配置。

21世纪经济学5大发展趋势猜想

（2000年5月）

二十一世纪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大的题目，今天，在庆祝北大经济学院建院15周年的时候，在这个美好的时光，仅就此问题谈一点个人想法，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讨论。现在远不是作出答案的时候。我认为21世纪经济学发展有5大趋势，换言之，我对经济学发展趋势有5个猜想。

趋势之一：主流经济学仍然在自我逻辑的基础上深化，或说仍然有自己发展的空间。比如，期权理论和货币区域理论先后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运用主流经济学基本理念，解释新的经济现象，仍然会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趋势之二：各分支经济学如转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将得到较快发展，并推动基础经济理论的深化。转轨经济学反映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众多国家的实践，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中国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转轨经济学既表现出与现代经济学共同的一面，也出现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经验和理论。这如同当年的发展经济学一样，同样在丰富着主流经济学的内容，深化着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包括中国加入WTO，使一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更紧密了，甚至融为一体了。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必将会引起相应经济理论的重大调整。因此，国际经济学如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学科，与基础经济学表现为更大程度的合二而一，影响着21世纪经济学的发展。

趋势之三：21世纪除经济学以外的人文科学，将与经济学进一步融合，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所讲的人文科学主要指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当然还有哲学。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似乎独立出来的潮流，可能将出现反复，即政治经济学或经济政治学，将重复成为非常引人注目的显学。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当年所做的，在他的体系中融合了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学等众多学科的情况一样。比如，今天我们在银行和企业的产权分析中，不断提到道德风险等问题进行，就使人感到了伦理学的影响。而当初，亚当.斯密确实是先讲“道德情操论”的。总之，正反合的辩证逻辑仍会起作用。人文科学对经济学的深刻影响和互相融合，对21世纪经济学有巨大影响，甚至超过了20世纪自然科学对经济学的影响。

趋势之四：是自然科学对经济学的影响将难以达到20世纪的深度和高度。比如，在20世纪，数学对经济学的影响很大。由于微积分产生而导致了边际经济，由于联立方程导致了均衡，由于线性代数导致了投入产出等。当然，还有物理和化学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对经济学几乎是根本性的改造。在21世纪，自然科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相对可能呈下降趋势，这与上面人文科学影响可能情况是相反的。比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系统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对经济学的巨大影响没有持久下来。同样，计量经济学虽然发展很快，但其结果的可适用性，仍然没达到理想程度。原因之一是，由于现实社会中多种因素的影响，难以获得正确的数字结果。而这要从人文科学上找出路。预计数学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将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21世纪的中期后因新的突破而再次崛起。

趋势之五：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构成重大挑战。建立在新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理念，已形成了对主流经济学强有力的挑战。有众多学者在总结基本理论观点的相异之处。这种挑战有两种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新经济理念与传统经济理论逐步融合，合二而一，叫刷新经济理论。比如现在有人把新经济叫做“注意力经济”，美国时代周刊主编说亚马逊网上书店老板只要增长率，不要利润。但事实上，很难设想长期没有利润，企业能生存下去。所谓的增加“点击率”，是为了增加广告费，或是为了将来把网站卖掉后一次性回收投资。总之是是要考虑利润的，不过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绝对仍然有效。因此，出现两种理论合二而一。另一种可能性是，现在新经济中的一些经济现象，的确难以用传统经济学解释。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边际成本一定上升的理论出现失效。比如，软件，研制成功以后复制的成本很低，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而价格不一定下降，这是否违背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收益下降规律的。又比如美国连续9年的经济成长是否宣告了经济周期理论的破产？这些现象都很难从传统经济学中找到答案。因此，有可能在这些理论观点基础上，形成经济学中新的板块。

以上这些想法，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谨献给勇于探索的北大同学，祝愿北大经院越办越好！